一切从「真光」开始：介绍广州基督徒妇女在跨国合作的事业 (1847–1951)

黄慧贤
本院助理教授

1872年在广州沙基的容安街（又名金利埠，后称六二三路）成立的真光书院是美北长老会华南差会在广州第一间具规模的女子寄宿学校，也是广州基督徒妇女群体的基地。从接待新来华的女传教士，到聘用真光毕业生，往后女传教士在广州开展的妇女工作，以及真光毕业生开展和参与教会和学校领导等，都是向外延伸，发展生命的光和热的见证。「一切从真光开始」的表述，不单是研究和讨论广州真光书院的历史，而是将真光的历史拉阔，放置在广州区域史、美北长老会华南差会其他的妇女事工，与及妇女、家族与社群历史脉络去理解广州基督徒妇女在跨国合作的事业(1847–1951)。这也是本人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未来会出版成书，本文将简单介绍。要澄清的是，虽然真光是1872年成立，也是第一位美北长老会华南差会单身女传教士那夏理 (Harriet Newell Noyes, 1844–1924) 有份创办的，但我的书也会追溯华南差会已婚女传教士早期的妇女工作，也就是第一位男传教士哈巴牧师的第一任太太伊利沙伯哈巴 (Elizabeth Susan Ball Happer, 1829–65)，已先在她的住宅里开办女子学校。当然相比起真光，哈巴的女子学校无论规模和持续性，都较细小和短暂。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以广州第一间真光书院（即座落长堤仁济街）来分析。（后来广州真光有发展白鹤洞真光中学、仁济街真光小学和真中中学。）

首先，真光朝向成为具一定规模的寄宿女子学校，有助女传教士和毕业生发展教育事业。相比起华南差会早期女传教士太太和第一位单身女传教士那夏理早期（1869年）在南边村所开办的女子学校，1872年成立的真光书院已朝向有一定规模的方向发展。它有自己的校舍，而不再单单依附在传教士房屋里。早期的真光分两个部门工作，即是女童班和妇人班。女童班慢慢在1887年发展到小学教育水平，^[1]相比清政府1907年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早了廿年之多。而妇人班是为成年妇女而设，相信由1872年至1928年专责培训教会女传道，及后由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开办的崇基女子圣经学校继承使命。^[2]早期的真光陆续有不少女传教士参与，除那夏理外，另外两个创办人邵姑娘（Hannah J. Shaw，后称Mrs Happer）和哈巴姑娘（Lillie Happer，后称Mrs Cunningham，1853–1886），与及1873年到任的那夏理的姐姐那大姑 (Martha Noyes, 1840–1926) 和Lucy Crouch（后来婚后称为Mrs. Charles Leaman, 1910年卒）协助教务。^[3]众多女传教士之中，那夏理、毕美意 (Electa M. Butler, 1848–1938) 和廖霞地（Harriette Lewis, 1933年卒）是在真光书院服务较长的，学生们按着她们的个性特质，分别专称她们为：「慈悲」、「恩典」和「公义」。^[4]除了传教士外，真光也聘用一定数目的毕业生从事女子教育工作。早在十九世纪中末期，伴随真光寄宿学校的发展，女传教士多在附近村落开展专收女生的日校，并聘用真光毕业生管理、教学。传教士香便文牧师 (Benjamin C. Henry, 1850–1901) 提到1884年1月由美北长老差会开办的女子学校共有21间，是当时广州开办最多女校的差会。撇除当时只有一间女子寄宿学校（即真光），相信其余20间好可能是由个别女传教士开办或监督，但教学和管理的工作则落在真光毕业生身上。^[5]此外，真光自身也聘用毕业生为教师。1897年庆祝学校成立25周年时，全校共聘用8位华人教师，其中7位为真光校友。^[6]可见真光开放女子教育平台予女传教士和真光毕业生发展她们的教育事业。

除了从事教育工作外，对外方面，在同属美北长老差会之下，女传教士连同真光的老师和毕业生参与差会属下的妇女工作，她们形成了独特的广州基督徒妇女网络。在真光成立后，她接待了不少新来华的女传教士，及后她们所开创其他事工，都连系着真光，并聘用真光毕业生。例如广州第一位女传教士医生赖马西 (Mary Niles, 1854–1933) 刚抵埗就寄居在真光西教员宿舍里，期后更担任真光的驻校医生。她后来开创的明心瞽目学校（1889年成立），更获那夏理和真光第一任华人校长罗刘心慈支持，长期担任校董会主席和校董职衔。此外，她也起用真光的毕业生周惠慈成为明心学校的老师，周惠慈在赖马西退休后，曾短暂担任明心校长。特别留意的是，因为差会网络和地利缘故（真光在1878或1880年正式搬迁到长堤仁济街传教士建筑群 (Missionary Compound)，与广州第二长老教会和博济医院为邻），真光毕业生早于十九世纪末已经开始习医，毕业后在传教士医院、诊所服务，有的更自行开办诊所等。最早在1879年真光已有两名学生到博济医院附设的华南医学院习医，往后廿年，共有25位真光学生曾在博济医院肆业。1901年，女传教士医生富马利 (Mary Hannah Fulton, 1854–1927) 建立的夏葛医学院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中国第一间女医学校，其第一届共11位毕业生，有6位（即稍多于一半）是真光毕业生。^[7]其中附设在夏葛医学院的柔济医院 (David Gregg Hospital for Women)，担任出色的富马利助手—女西医罗秀云1907年做肿瘤切除手术，当时的新兴报章《时事画报》也曾报导她。^[8]

除了参与上述基督教妇女事工外，真光毕业生在民国时期不单成立了广州市基督教女青年会，也在1920年代中开始陆续担当广州教会和学校的领袖，贡献良多。民国初年1912年成立的女青年会广州市会，六位华人创办人中有五位确定是真光毕业生。我们最认识的当然是罗刘心慈 (1871–1946) 和罗有节 (1888–1961) 两母女。她们都曾分别担任长堤真光书院及真光小学、真中中学的校长。此外，也不得不提白鹤洞真光中学的毕业生胡黄玉贞，她是1920–40年代的广州教会妇女领袖，曾担任广州真光小学和中学校董，女青年会会长、明心学校校董和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执委会执委等职衔。在抗日战争期间，她连同真光及其他基督教组织跟随广东省政府迁往曲江、连县等地，及后因真光中学何荫棠校长知悉妻子罗道真（1900–1945，即罗刘心慈的二女）在美国病危，急赶赴美，作为校董会主席的胡黄玉贞曾短暂担任代理校长，直至李耀宇校长正式上任为止。^[9]此外，临近中共立国之时，1949年，她也代表广州真光中学与港校董会商讨来港办高初中的计划。^[10]可惜的是，除了搜集到她丈夫胡继雄在民国时期的生平事迹外，至今我也不太清楚胡黄玉贞在1949年中共立国后的生命历史，不知道她最终定居于香港、台湾、广州，还是海外。^[11]

总结

以上简单勾画广州真光书院的师生与海外女传教士如何参与广州教会的妇女工作，服务范围小至学校，大至社会公益服务、医疗服务等。真光毕业生在不同年代的历史足迹和生命见证，由成为女传教士助手、前线从事女子教育，到后来创办女青年会，并成为教会／学校独当一面的领袖。我们可以窥探得到妇女的能动力，并看出新一代中国女性的新网络，除家人亲友外，我们还看见学校、校友、教会群体的网络，那亦是离开家庭以外，中国新女性建立新的社群网络。「一切从『真光』开始」的研究，不是处理大时代独当一面的女英雄领袖。事实上在当时（也抱歉说包括当代）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以男性领导为主，即使兴起个别的女性领袖，也要被冠以「好打得」之名，吃力不讨好。正因如此，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里，妇女基督徒的历史能动性被隐藏了。我提出的广州妇女基督徒网络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从个人走到群体，从教会走到社会，从家族历史去补充教会历史的不足，也从中国（以国家地域划分）走向地区（华南地区）边陲的基督教历史。此外，我的研究领域是差传历史，我不会以国家地域为限，反倒将广州界定为跨国文化的阈界，让我看见当时美国传教士的特权，同时也看见十九世纪中以来游走中美、途经广州和香港的华侨，他们的妻儿子女，并回流返国成为一代传道工人等等，丰富我们种种流徙华侨的想像。希望将来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更多研究成果。

原文在《真光创校150 周年纪念特刊》刊登，允准转载，谨此致谢。此文是修定加长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