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关瑞文
本院副院长／教授

早前与一位博士生讨论她的论文构思。她深受南韩民众神学所吸引，尤其当中一组辩证概念：han和dan。她想以这组概念，为香港做处境神学类型的实践神学。^[1]听罢，我很欣赏，但急忙补充：「处境神学，不光是提倡为当下处境做神学，也力求认清，所有神学都是在特定处境里生成的，并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处境神学。别人的神学，可参考，但不能搬字过纸。」然而，han和dan的想象框架，的确可为此时此地的神学，提供灵感。

首先，让我们简单看看，han和dan是怎么一回事。Han，翻成汉语，就是「恨」。「恨」所指的，是无语问苍天之大苦，它是一种从朝鲜／韩国历史经验所积淀出来的集体哀怨感。按民众神学家徐南同^[2]所言，「恨」所指向的苦，不只是个人层面的苦，更加是文化上的、社会结构上、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历史里的、存在性的、天意弄人的苦，是一种集体的挫败感、无力感、委屈感和虚无感。怪不得，不少韩剧，总散发着一种莫名的哀怨，是故美丽背后总有伤感，生死恋总给命运作弄，亲情中总埋藏着操纵，就算温柔的拥抱都总露出暴力的臂弯。这些悲喜剧所承载的浓烈气氛，经常是催泪的，总让观众情感上下狂飙。也许，这是朝鲜历史经验所生成的主体性。

至于dan，翻成汉语，就是「断」。「断」与「恨」两者相生相克，矛盾而统一，推动着朝鲜历史的进程。「断」是一种历史精神。在个人层面，它呼唤民众不要自捆于挫败感、无力感、委屈感和虚无感的「恨」当中，也要割断因「恨」而生的哀、怨、苦、毒、仇，终止因冤冤相报而生成「由苦繁殖苦」的循环。在社会政治层面，「断」是民众气力的来源，是「恨」的升华，支撑着民众为建立正义的社会而奋斗，为真正的解放而不屈不挠。一些民众神学家，就以天国垂直介入人间的一刹那，来诠释「断」。

「恨」与「断」的辩证，很有意思。然而，我随即对学生说：「这终究是韩国人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精神。倘若我们要沿此路做自己的处境神学，我们必须寻问，我们的历史经验，究竟积淀出怎么样的集体精神，怎么样的辩证升华。」我们不妨在这里初探一下。

香港人的集体精神是什么？从不同角度切入，将得出不同答案。例如，如果从核心价值去谈，或许你会说，香港人的集体精神是司法独立、公平竞争、廉洁、资讯自由。^[3]本文则尝试从情感(affect) 的角度，探索香港人拥有一个怎么样的情感共同主体。我想从「恐惧」这个情感，来分析香港人的主体性。其实，这并不新鲜，已经有好些学者从「恐惧」的文化政治学来讨论过香港人主体如何形成。^[4]包括被誉为代表中央政府声音的强世功，也早在十多年前，以「恐惧」来描绘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基本民情。^[5]不过，本文不打算从政治或中港关系角度来进行探索。本文所探问的，是我们的历史经验，如何积淀出我们的恐惧主体性 (fearful subjectivity)，^[6]与及寻问，到底我们的信仰如何启发我们去认识相关辩证的另一端，以致我们懂得该向时代宣讲什么讯息。不过，篇幅有限，只能点到即止。

香港人很容易受惊的。例如，一项研究指出，面对新冠疫情，相比内地人，香港人显得更为恐惧。^[7]另外，按入境处有关本港居民净流出人口的数据，从2020年7月到今年4月，大约每20人便有一人离开了香港。按不少调查报告，移民的原因，不乏是因为人们对前景失去信心而产生了恐惧。事实上，从1980年代至今那四次移民潮，恐惧都是其中主因。莫以为基督徒的心灵比常人平静。一项于1989年前一年收集数据的问卷调查^[8]发现，虽然基督徒比其他宗教人士更看重心灵平静，他们对前景的忧虑却比其他人高。其实，要回忆香港人容易受惊的场面，不难。例如，2003年SARS的歇斯底里、^[9]2011年盲抢盐事件、最近公民社会在恐慌中迅速自我解体等。当然，我们也必须留意，这恐惧主体，也可能是媒体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建构而成的。^[10]

到底香港人恐惧什么？Ackbar Abbas言简意赅：我们所惧怕的，是我们刚刚发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很快便会失去。^[11]这大概是说，香港人其实拥有很多，却是在患得患失之中拥有，生怕一觉醒来，发现原来南柯一梦。怎么会这样？这可被理解为暴发户症候群。「暴发户」一语，在本文并无贬义，只是用来刻画香港人集体心理的一个隐喻。暴发户固然有很多特征，例如好名牌、奢侈、忘本之类。但这都不是我所指的。暴发户一个心理特征是，富有却没有安全感，生怕一夜得来的，一朝失去。或许我们可以从启发式的角度借用Hannah Arendt对暴发户的分析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按Sarah Juliette Sasson对Arendt著作的解读，在暴发户 (parvenu) 的皮肉下，其实仍然存在着他那昔日的穷小子（pariah（贱民））—即使暴发户要努力遗忘自己的出身，也努力向人掩藏自己那不风光的历史。暴发户对自己的过高估计往往显得很疯狂，这是由于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才能、运气、天时、地利、人和，来上爬几级。哪怕是来之不易的微小成功，也必然会使他产生一种幻觉，以为遍地黄金，一切皆有可能，成就会一直螺旋上升。可是，就算是最小的失败，也会立刻使他回跌到空虚和焦惧中，迫使他继续陷入对成功最卑贱的崇拜。如此，「暴发户」与「穷小子」两个相反的意识经常在同一个身体内往返波动，使这个主体既强且弱，骨髓里找不到安全感。^[12]

然而，以「暴发户」来理解香港人的主体，真的恰当吗？篇幅所限，让我们蜻蜓点水地略说一下香港人身份历史里的几个关键片段。打从初小开始，香港人就被教导，香港是中西交流、华洋杂处之地，这是我们的本钱，也是我们的骄傲。真的。历史学者John Carroll^[13]指出，香港人身份的原型，早在香港开埠时已经出现。这个身份原型，就是「买办」。开埠早期有名的买办，有卢阿桂、郭松，晚一些的名人有何东。买办不是香港原创的，其制度始于明末，到十九世纪发展起来。鸦片战争后，广州公行消失，买办就担负起中西商人之间的桥梁角色。这些早期买办，操洋泾滨英语，游走于中西官商之间获利，在洋人前穿唐装，对华人则说三两句「哈佬」「拜拜」「密司脱」。殖民地早期，香港是中西生意交往的据点，于是买办在香港大派用场，也因而迅速富甲一方。他们也是殖民地政府管治香港华人的关键桥梁。他们获委公职，也大搞救急济贫机构。虽然他们对殖民政府忠心，也不乏爱国情，甚至后来支持革命事业，两边讨好。他们内化了大英文化价值，又看不起来自内地的低端人民。^[14]买办虽然一夜富贵，虽然在商业、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都举足轻重，也确实有骄人成就，却是带着两幅面具，游走于两个老板中间，在夹缝中寻找自我存在价值，也充分意识到，其起跌多少是由环境摆布。^[15]这个身份原型，具现了暴发户心理结构。

这个身份原型的历史传承与转化是如何的呢？不少历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学者指出，现今我们所体会到的香港意识，是萌芽于1950年代，成形于七十年代。^[16]让我们从香港人口变化说起。1841年，香港人口少于8000。到1900年代都只有三十多万。到1950年代初，大概二百万。然而，往后十年之间，人口大增到三百万左右。^[17]这是内地难民涌入的年代。于香港人意识诞生之始，香港基本上是个难民社会。不少涌入的难民，本只想借香港作为跳板，逃到别处。可是姻缘际会，结果成为留下来的穷小子。此地本不属我，如Richard Hughes于1968年写下的名句，香港只是「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18]可是，在六七暴动后，殖民政府痛定思痛，大洒金钱发展本地房屋、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公共建设、土地、廉洁运动等等。这不但让留下来的人开始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疏远政治意识形态，还成为了后来六、七十年代因全球化为香港带来经济奇迹的良好基础。^[19]七十年代十年之间，香港一夜发财，其亚洲四小龙地位奠定下来了，即使期间发生了股灾，也没有给香港经济带来致命打击。1965年至1980年，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6%。到1987年，香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070美元，高于纽西兰、西班牙和爱尔兰，只比英国低约五分之一。这时的香港，几乎没有人失业。消费主义抬头、物质生活跃升、粤语流行音乐雄霸、本地文化事业蓬勃得可以出口。^[20]可是，好景不常，暗涌处处。八十年代中，九七事件蕴酿成信心危机；1989年所谓「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不少港人怕得决定移民；九七金融风暴，让人发觉幸福不是必然。往后就不用多谈了。到了最近几年，香港人惊慌失措。七十年代一夜暴发后，留下来的人，始终不得不承认，命运不在我手，始终都是游走于各个老板中间，在夹缝中寻找自我存在价值，也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兴衰，多少是由环境摆布，肉随砧板上，因为香港要么是买办中介，要么是让人过桥的跳板，要么是一扇窗口。恐惧的主体性，从一个半世纪多的历史经验积淀出来。Abbas说对了，我们所惧怕的，是我们刚刚发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很快便会失去。

倘若「恨」与「断」是辩证的两端，那究竟「恐惧」的对立辩证端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平安」吧。「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6:14）。不，不是这种假平安。平安 (shalom) 在希伯来圣经出现了397次，它有多重意思，不少学者仔细研究过。^[21]平安可指在平静的生活中个人的康健，也同时带有政治安全、繁荣和平中的集体福祉之意。平安也经常与立约的圣经神学联系在一起，它存在于神和人之间的守约关系中，因此重视正直、真理、公义关系和制度。平安被理解为来自上帝的礼物，是上帝与人同在的祝福，也是终末的期盼。新约中和平 (eirene) 之意也相约，即在全面公正的和平中，在与上帝和好下，获得福祉。

最后，我想指出一个重点，否则容易让人堕入假平安中。耶稣曾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不像世人所赐的。」（约14.27）。很感动的，因为这是耶稣受死前的临别赠言。约翰福音成书时，正值犹太教因为各种政经理由，为了自保而把基督跟随者逐出会堂，^[22]并宣告，他们已被弃绝于耶和华的救恩门外。这无疑是宣判他们死刑。他们堕入了恐惧。耶稣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不单只因为这平安是建基在主的应许上，这平安更是透过爱来连结，让安全感在恐慌时显得实在—主与我互为内在，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同时有圣灵保惠师为证。然而，到16.12耶稣却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按释经学者，「担当不了」，是「让人难以明白」之意，是指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真的死了却又复活过来。十字架与复活，是辩证关系的，两者相生相克，事情还未发生时，根本无法明白。十字架的恐惧是真实的，复活并没有勾销死亡的真实，却宣告恐惧没有获胜。这点非常重要。十字架与复活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复活没有勾销十字架之苦。相反，十字架意味着三一上帝承担了痛苦，^[23]并且，上帝和我们一起哭泣，以便我们有一天能和他一起欢笑。这样，问题来了！既然平安的临在并不应许解决让人恐惧的事情，^[24]这会使人对事情冷漠而消极退隐、任由宰割吗？不会的，至少耶稣的门徒不是这样。当天门徒的行动，不是因为天真地以为天国可以在人间实现而作的，他们也知道再美丽的现世 乌托邦理想永远都不该被奉为神言，他们却乐此不疲地做他们看为该做的事情，结果他们那「乐此不疲」就转化着世界，“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徒17.6）。真的，不管他们做什么，天国真的始终没有实现在人间。用Michel Foucault的说法，这种「永恒行动」，叫 “hyper- and pessimistic activism.”^[25] 就让这份属天的平安化为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吧。就让耶稣的临别赠言在恐惧的心灵里回荡：「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要使你们不至于跌倒…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要在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你们会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话」（约1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