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研究情况——学术挑战、中国化与宗教自由

德诗婷 (Prof. Naomi Thurston)
本院助理教授

译者：陈沛瑜

中国宗教研究内容丰富，又复杂非常。本文主要简要说明中国宗教研究的现况及学者所面临的挑战。「中国宗教研究」一词涉猎甚广，一方面涵盖中国从古至今的所有宗教活动，例如中国古代宗教及新兴宗教运动 (NRM‘s)；另一方面，「中国宗教研究」又指中国学术界或中国政策研究机构中制度化的宗教研究。本文将介绍现代中国宗教研究的一些主要观点，并参考「中国化」的学术讨论，^[1]探讨宗教自由的问题，盼望中外学者能就扎实的研究紧密合作，彼此尊重，关注弱势社群，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跨文化研究。

当代中国宗教研究学者面临不少挑战。首先，他们研究的社群中存在各种矛盾的观点。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如何理解和获得关于中国宗教的知识的方法也是莫衷一是。在中国和殖民地历史的背景下，「宗教」不仅是历史上被指控的概念（特别是在中国和殖民地历史的背景下），而且时至今日仍很难明确界定。因此，研究者写作相关文章时不得不借用其他学科的词汇，来明确表达「宗教」的意义。另外，新冠肺炎疫情后，到中国实地考察愈发困难，学者难以查阅档案，或进行民族学及其他形式的田野调查。有一段时间，学者完全无法到中国实地考察。2023年初，中国恢复了签证服务，又取消了旅游限制，但要毫无限制地进出有关场所或机构，仍非易事。目前在中国实地考察的海外学者表示，相比以前，现在谈论宗教话题时，受访者更小心翼翼。

其次，宗教学者该怎样广泛应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于政策规划上？在某种情况下，中国宗教学者被期望支持政策、为政府献策、调查宗教团体。在此前提下，学者还能否完全与官方宗教政策和意识形态保持距离？这就取决于他们研究的性质以及大学、研究机构和个人情况了。

许多学者已经透过创新又富意义的方式，将宗教结合到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例如将中国的宗教历史或神学故事融入教研。学者的研究范畴不尽相同，有循圣经研究，有循神学，或宗教研究。在大学里，各类宗教研究一般隶属于哲学学院的宗教专业，但并非每所大学也如此。例如，在四川大学，宗教研究系一直隶属公共管理学院，近年改属哲学学院。近年在中国，神学研究愈益多元，然而在中国学术体系中，仍非认可学科，只能在指定的神学院传授。在中国，教授和出版宗教典籍的困难在于，宗教学者不仅要满足宗教团体的需求，还要在宗教无神论下证明自己的研究有价值。在中国研究宗教困难重重，但学者为了推动或维持其学术生涯，还是得向政府申请「国家课题」研究项目经费。

最后，在研究宗教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不仅会影响学者提出和构思问题，收集的讯息，也会影响他们对研究数据的诠释和理解。宗教学者也是人，也会受他们出生地或定居地的文化影响。有的学者虽离乡求学，但这并不意味他们会与自己的文化根源断绝联系。相反，离开可能会使他们更亲近自己的文化，也更倾向认同自己的身份。萨依德 (Edward Said) 在一篇关于放逐的文章中，就提及过这个观点，他指，人在国外时，更牢牢抓住自己的身份。而全球流散者的经历也印证着这个观点。

研究中国宗教（包括基督教）的理论和实践基督教神学处境化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两者运用的手法和关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2023年5月，教会和学术界神学家共同参与在港举办的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会议凸显了政府、教会和学术界之间的互动。中国的宗教发展受不同因素包括政府政策、学术研究、和宗教团体的实况影响。许多年来，中国宗教研究一直密切关注国外的发展。^[2]然而，除了熟悉国情的专家外，许多非中国学者对中国的情况都不够了解。如果你是外地教会成员，并且在关注中国大陆，我建议你多参与一些关于教会以外的讨论，这些会帮助你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宗教和宗教团体的情况。在现代中国，政府政策、宗教团体和学术研究机构等等都相互影响，而所有事务也都跟政治脱不了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若关心中国基督教、基督教群体和宗教弱势群体，与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真诚、开放地对话，是有其意义的。

多元论述与大陆语境2013–2023

近年来，中国的宗教学者在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参与国际研究，与其他学者合作，主办或组织国际会议，或发表研究时，会遇上不同程度的困难。宗教学者愈来愈难发表自己的文章，对于需要与全球学者交流的研究人员来说，参与学术活动渐趋困难。当活动涉及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时，更是难比登天。

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学者选择研究政治敏感的话题，而其他学者则认为他们必须「走自己的路」，完全离开宗教研究。许多研究哲学或人文学科的基督教学者为了未来的职业发展，选择隐藏他们的宗教身份，而没有注册的宗教组织则在全国范围内被查封和驱散。众所周知，自2018年以来，中央政府收紧宗教政策，加强规管力度。^[3]

2021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自2012年成为总书记以来，党中央对宗教事务的关注和重视。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复兴的需要，描述了理想中的「宗教团体」：

「宗教界弘扬爱国精神，讲大局、讲法治、讲科学、讲爱心，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4]

这种情况与中国的许多宗教团体自我定义的方式大不相同。赵文词 (Richard Madsen) 指出，很多宗教团体只想自行推动基督教处境化，即「从下至上的中国化」。^[5]同时，无可否认，中国有不少爱国宗教组织明确展示爱国立场，例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2020年1月初，我参观了杭州的崇一堂，杭州崇一堂是中国最大的基督教教会之一。那时，国旗飘扬在教堂大楼的大门外，这也是我当年参观过的大多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天主教教会的常态，无论是在浙江、湖南还是其他地方。

如今，以我所见，中国的国旗是高高地飘扬在基督教场所内的十字架上，鲜明地挂在教堂圣坛的旁边。这让我们不禁想起美国的教堂里，美国国旗和宗教建筑并排展示，或是融入宗教建筑的画面。最近，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篇庆祝中国国庆节的帖子，标题为「爱国爱教：肢体，团体，教会」，这也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见的口号。

习近平提出，研究宗教的学者要更理解马克思主义，要求他们扎实地相信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看法，并用这种信念来进行宗教研究。这是官方对学者的期望。然而，近年来，中国的学者，特别是新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正在面临另一种更迫切的需求，那就是他们须迎合因国际化而产生的压力。在疫情爆发前，这种压力已经到了顶点。为了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各大学都比以前更倾向于雇用那些在世界级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的著名学者。如果没有在国外读过博士，或至少没有一到两个海外博士后经历，那就连在中国顶尖的大学就业也会很困难。在国外顶尖学府受训的新进学者，既要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以符合中国的主流政治观点，同时又要寻求国际学术界发展，面临这两难局面，不少选择到海外发展，对内地宗教及跨学科神学学界可说是一大损失。

2013年于牛津举行的会议上，学者满怀期待地谈论宗教讨论的前景，盼望各方能抛开限制和偏见，达到真正全球化和跨学科的宗教讨论。第六届中国「神学论坛」聚集了来自不同领域、观点不一的中国神学家、中国基督教历史学家、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包含历史学家裴士丹 (Daniel H. Bays)、宗教哲学家何光沪、社会学家高师宁、上海知识分子许纪霖和前北京守望教会长老孙毅等。会议的主题是「基督教信仰与当代中国的思潮」，会议产生了一份由基督教神学家、儒家、中国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共同签署的短文：《牛津共识》^[6]。这份文件概述各方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共识」，可算是各方对话的一次尝试。

2023年8月，成都举行了宗教会议，名为「新时代中国宗教学的发展研究」学术论坛暨中国宗教学会年会（2023）。这个会议聚集了不同领域的中国宗教学者，他们共同关注各种宗教传统。^[7]卓新平是该会议中的重要参与者，他亦有于2013出席上述牛津举行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有别于其他的会议，因为这场会议是一场官方集会，与会者都是新时代中国宗教学的学者。文的主题多牵涉中国的基督教、佛教、「中国特色宗教学」或「中国特色宗教工作」。大部分的论文都在研究宗教在「中国」这个范畴中的发展。宗教研究「中国化」的趋势非常明显。

「中国化」这个词在英文翻译中有很多种说法。虽然官方仍然将它翻译为 ”Sinicization”，但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一些书籍和全球会议上开始尝试使用新的译词。一个有趣的新的译词是「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它可用来避免「中国化」(Sinicization) 的民族主义政治含义，或者让翻译内容更符合神学的语言。对于「中国化」的理解不同，有人认为它是一个问题或威胁，有人认为它是需要执行的政策，还有人认为它是引入学术讨论的好机会。中国民族大学基督教学者游斌关注如何使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愈发接近。当然，不论「处境化」定义为何，很多外国学者、观察者，以及非中国大陆的基督教徒都是强烈反对宗教「中国化」的（并非反对宗教本土化）。然而，若能从官方对「中国化」的政治内涵及反对人士的政治背景和宗教自主来说，他们的反对和批评也是可以理解的。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宗教论述：中国化与宗教自由

在后毛泽东时代，学者常提及宗教「复兴」。^[8]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中国的文化生活，甚或各层面的中国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都经历了所谓的「新启蒙」（「二次启蒙」）^[9]。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也影响了宗教生活和宗教研究。人们因为思想交流变得更开放而兴奋，宗教活动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大。然而，这种趋势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

时至今日，虽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继续沿用「改革开放」这个词汇，也呼吁继续执行邓小平的改革政策，然而在任内实施的政策就引起了一些人权组织的注关注。例如，2018年，一项新宗教法规实施，国际特赦组织、自由之家和对华援助协会等团体就曾表示关注政策。美国政府和澳洲政府也曾发表关于人权的调查报告。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领导人选择了一种新的国家发展方式：首先考虑国家的安全，追求「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威和统一。」^[10]在此方针下，所有公民（包括信仰宗教的人）都应为社会主义社会贡献。中国共产党认为让不同民族适应汉族文化，有助团结各民族。

习近平在关于改革、法治和党的治理的讲话中，强调团结和阻止窒碍党的发展的因素。这包括外国势力对中国认可宗教的影响，尤其是对国内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影响。2017年，中国发布新宗教条例，下令于翌年年春季实施，其重要变化是，从2018年2月开始，所有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都将直接由统战部监察和管理，国家宗教事务局被并入统战部。赵文词认为，这可能是为了确保中国共产党能更严格控制宗教工作。^[11]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他们的决策不受外国控制，不论是处理宗教问题、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以后的进展，又或是遏制国内恐怖主义，其决定都是独立自主的。但在修订条例推出的同年，中国就与梵蒂冈就天主教主教的任命问题达成了协议。这表明中国希望团结国内的「爱国天主教徒」和忠于梵蒂冈的天主教徒。「团结」和「统一」这两个词也可用来形容习近平希望「尽可能地团结信徒和非信徒」。^[12]从外表上看，这个想法和已故的丁光训主教的愿景不谋而合。

赵文词认为，「习近平的政策一直都在严格控制和压制宗教。在邓小平年代，中国共产党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决策根基，到了习近平年代，则多套用中国民族主义。」^[13]赵文词可能夸大其辞了，因为他的说辞并不能完全解释现状。在邓小平时期，政策主要关注实际的经济改革。而现在的「中国化」更多包含了一种关于中国优越性的想像。因此，领导者也强调国家主义。何光沪把这称为「民族─国权主义」(Nationalist-statism)。^[14]至少在宗教方面，习近平在讲话中（包括在党的二十大上）明确要求所有官方认可的宗教都要中国化。中国化 (“Chinafication”)^[15] 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在习近平时期才有的。卓新平把中国人民对国家的信仰，^[16]从历史角度描述为一种强大的信念。它能抵抗任何对立的信仰，不管是宗教还是其他意识。

在2018年，基督教爱国组织自行制定了一个「中国化五年计划」。^[17]或许世事并非偶然，恰好在这个五年计划的最后阶段，也就是我们上文提到，全国两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的领导人员于今年前往香港，参加了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18]

铭记弱势社群

纵使在中国进行宗教研究存在一些挑战，如学术问题、政治氛围和宗教政策的改变，但我们仍然不应该放弃研究。我们应该以开放的态度、严谨的学术精神去互相交流，互相学习。这样，我们才能在宗教和学术研究中找到有意义的共同点。

当研究人员、政策顾问和非政府组织报告涉及中国宗教问题，特别是涉敏感议题，必须确保遵循严格的研究伦理规则和道德原则。相关组织在报导内地基督徒的时候，须尽力去核查网上传播的信息的真确性，及在刊登前获得受访者许可，确保参与研究的人员的安全。

研究人员也应该认真检查所依赖的消息来源，以提高我们的研究和出版的质素。我们设法鼓励宗教团体之间（包括：感受到压迫的团体）的对话，帮助那些可能被我们忽略的团体和个人。我们也应该避免政治偏见，尽我们所能去理解政治，不应屈服于犬儒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