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残疾神学及圣经诠释的经历

陈南芬（本院副教授）
译者：赖全忠

最近，我开始研究和思考圣经对残疾人所做的诠释。这一研究进程从十分个人的层面起步，反映了我在课堂上和实习期间学到的有关特殊需要的知识。之前我已开始阅读有关「残疾」研究和神学的著作，思考如何将圣经研究与之关联，以及圣经研究将会对此做出何种贡献。当然，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有圣经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了。在本文中，我会以独特的方式来简要介绍这一课题，并分享何以这一课题对我们所有人都十分重要。

从特殊需要到残疾研究

首先，对于相关的学术界来说，特殊需要如何演变为残疾研究并不需要做什么解释。但这一题目却有必要对新来者说清楚。所以我以「什么是特殊需要」作为开始。有特殊需要的个人是指其学习能力无法像同龄人那样满足一般的成长期望。这些能力大体上包括生理能力（如：学习时能够坐直身体）、社交能力（如：被叫到名字时懂得回应）、情感能力（如：知道如何处理不同的感受），以及认知能力（如：能够学习和记住事物名和著作名）。因此，特殊需要涵义甚广。它不仅指上述任何一个领域中的能力匮乏，还包括了能力的超常。举例来说，天赋秉异的孩子或神童也是有特殊需要的人。但在多数情况下，只有能力匮乏才会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另外，「学习障碍」有时会被用作同义词，但对于许多专家来说，这个称谓并不准确，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有些人可能并不存在学习方面的认知问题，但却由于身体或神经方面的特殊情况，而无法获得正常的「学习」体验。

因此，正如上面所谈到的，特殊需要目前涵盖了一个很广的范围。有些人因为身体损伤而无法从事某些领域的学习（比如，盲人只能借助盲文而不能依靠视力来学习书面语言）。另一些人的神经受到损伤，以至于别人只能透过他们的行为来了解他们。还有些人是两种损伤兼而有之。就某些特殊需要的情况而言，有些人可以通过外部器械的协助，来学习某些生活技能（比如，有视觉障碍者可以使用特制的眼镜和手杖）。而对其他人来说，则需要不同的方式来学习必备的生存技能。与此同时，有些人的认知能力都受到影响，以至于连梳头这样的简单生活技能也不一定能学会。大多数疾病都是不治之症，所以对多数人来说，他们要学习用替代方式来做事情和学习新知识。因此，特殊需要可以是先天的，也可以是后天的（如：经历严重事故和打击之后），并通常对成年生活造成长期影响。

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残疾给出了一个定义：

残疾是一个总称，包括损伤，活动受限以及参与限制。损伤是身体机能或结构方面存在缺陷；活动受限是人在执行任务或采取行动时受到限制；而参与限制是当人置身于各种生活境况时所遇到的困难。因此，残疾是一种复杂现象，反映了人的身体特性与其所处的社会特性之间的互动关系。^{{1}}

根据这一定义，残疾显然不单影响着个体，也影响着社会。残疾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永久的。比如，一个人可能因头部受伤而短暂失明，临时变成残疾人，直到神经通过休养、药物或手术而得到医治，视力得以恢复为止。

因此，特殊需要可以被理解为残疾的一个子集，但那些IQ指数极高的天才却不会被视为「残疾」—除非他们患上其他导致残疾的疾病。作为一门学科，残疾研究包括了众多有着特殊需要的人士（患有缺陷性疾病的人士）。

我为何要研究特殊需要？

前文提到，在我的孩子被诊断患有亚氏保加症（Asperger’s Syndrome）和自闭症（Austism Spectrum Disorder）后，我在学校图书馆找来这方面的书开始阅读，以了解这病到底是什么。在2013-2014学年期间，我回到新加坡休无薪假，一边休息一边进修有关特殊需要教育的高级文凭。我的一些朋友对于我为何要进修这个课程感到不解。班上的同学中，有些是要受训成为特殊需要教师和咨询师的，但大约一半同学是妈妈（还有少部分是爸爸），她们出于同样的原因来修这门课，因为我们的孩子都是特殊需要者。最有意思的是，我们中许多人的孩子都已经过了18周岁或接近成年，因此当我们能够抽时间来投身于这个课程时，都觉得这是我们真正想做的事。这种相互间的理解将我们联结在一起，我们都甚为感激彼此的同在。

这个课程涉及十分广泛的特殊需要领域，尤其针对新加坡十分常见的特殊需要疾病，如自闭症（AS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特殊学习障碍（SLD）和感觉统合障碍（SI）等。课程目的是训练学生成为协作型的教育者，也就是知道如何支援一个有着特殊需要的人士在学校中生活，帮助他们学习各科知识和生活技能。课程还包括30个小时的实习，期间学生要在新加坡的特殊需要学校接受指导。那些我所关注和负责看护的许多特殊需要人士，以及我的导师、同事、课程讲师、特殊需要者的父母和我的同学，他们的生活都深深触动了我。他们属于生活在新加坡的不同民族和宗教群体，然而我们都被人类所蒙受的不同程度的疾苦所影响。都满怀同样的悲悯和盼望。

生活品质

由于课程性质，讲师大多数是教育心理学、语言障碍矫正、职业治疗的从业者，因此重点主要放在改善特殊需要人士的「生活品质」上。这里所说的生活品质，是以实现日常生活的独立性为目标的。然而，我很快明白，所谓的「独立性」对于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基准。在主流教育系统中，独立性就是能够凭借教师布置的学习材料而成长—因为这种期待对于在校孩子来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对于特殊需要人士，独立性可能仅仅意味着设法正确地计数，或者能够以最卫生的方式使用洗手间，或者只是单纯地向人致谢。总之，这意味着特殊需要人士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达致一个比现状更好的状态。要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个观念，我认为我所面临的深层挣扎在于，某种程度上，这一「更好状态」的定义是由我们这些拥有「健全」的身体、心智或系统（比如我们的教育系统）的人强加给他们的，恰恰是我们在抗拒他们的特殊需要情况，而这一事实将我们带回到残疾定义的社会层面。

对待残疾的两种模式

我想，通过考察历史上人们看待残疾的方式，可以更加恰当地解释这一挣扎。在历史上，人们对于残疾存在着两种认识模式：医疗模式和社会／少数模式。医疗模式始于古代，当时的各种社会都把残疾当成一种肢体损伤。就像疾病一样，只有药物才能治愈或予以纠正。这一模式的目的就是凭借药物来寻求医治，祛除疾病。它把残疾人视为有缺陷的人，是社会和社群的负担，无法为社群的福祉做出贡献。随着残疾人群体中一些社会运动倡议者所宣传的残障正义理念的兴起，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第二种模式，即社会模式。残障正义为残疾人争取不受歧视的权利，以便他们能与人平等分享公共空间；能够如同其他任何人一样上学、工作、旅行、购物，开展一切活动；有权使用便利设施，平等获取公共资源。这意味着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考虑到他们，提供可移动和可直达的备选结构。这些社会运动倡议者也为残疾人争取生育权利。因为在19世纪，人们曾立法惩治残疾人。总之，社会模式认为，是社会要为残疾人遭受的丑化负责。如果社会未曾如此歧视地对待他们，就不会有「残疾」问题的存在。

有限模式

最近，克里默（Deborah B. Creamer）提出了第三种模式：即有限模式。^{{2}}她认为，所有的人都有局限性，我们每个人都在自身的特别经历中，以不同的方法来应对自己的局限性。因此，「有限」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应现实地接纳和理解这种多样性和创造性，进而寻求另外的应对之道。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她认为这第三种模式考虑到了前两种模式的局限性，一方面允许遭受机体损伤的个人表达他们的悲伤，正视他们的损失，另一方面又为他们能够生活得有意义和充实留有余地，不使他们因残疾而被社会边缘化。

我认为，克里默已为残疾神学及研究构建了一个有益的神学框架供人们使用。目前的学术界继续挣扎在两种较为陈旧的模式之间。而有限模式足够宽广，能涵盖与残疾有关的广阔领域，并能够正视人们由于沦为残疾和身为残疾而拥有的个体体验。它强调生命的悲悯，讴歌生命那既脆弱而又坚韧的品质，我认为这就是人文学科的精髓所在。只有经历这些，我们才能清晰阐述和理解那超尘脱俗的上帝。

这里我要简要介绍一下圣经研究对于有关残疾的学术讨论做出的贡献。有几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如Saul Olyan的《希伯来圣经中的残疾》（Disability in the Hebrew Bible），这本书致力于追踪圣经中对所有残疾情况的描述，从生理性残疾到认知和情感残疾一应俱全。还有几篇论文被收录在两本书中：《健全的身体》（This Abled Body）和《残疾研究与圣经文学》（Disability Studies and Biblical Literature）。^{{3}}这些书的作者查考了圣经中提及和描述具体残疾情况的段落，并重新解释这些经文，以挽回残疾人群体的尊严和体面，而不是像早期教会那样丑化他们，并以这些经文为借口，拒绝将他们当作人来对待。或仅仅将他们视为施舍和怜悯的对象，而在其他方面予以排斥。例如，哑巴遭人轻视，因为福音书把哑巴描写为被鬼附了的人（太9:32；12:22）；盲人和聋子被形容为对神的话无动于衷的人（申28:29；太23:16-26）；患皮肤病的人被禁止接近神（利13-14）。其中一些作品还查考了现存的地区性文献—如古代近东和希腊罗马的文献—来帮助理解圣经中的各种描述。它们都极具启发性。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促成了某种开放性，使得人们有可能对圣经文本所概括的一系列「残疾」现象进行多重解读。因此，尽管每一个解释都忠实于语言的完整性和文本的处境，但并不存在一个「最终」的解释。大多数作者都是这类解释的先行者，如：杰瑞米．施佩尔（Jeremy Schipper）、赫克托．阿瓦洛斯（Hector Avalos）、约尔S.巴登（Joel S. Baden）、萨拉．梅尔彻（Sarah Melcher），以及其他人。最近，我正在研究一个课题，就是要为残疾人重新诠释希伯来圣经中的上帝形象（Direct Grant, 2015-16）。

2015年残疾与神学学会研讨会

在结束之前，我要与大家分享我在五月举行的残疾与神学学会2015年研讨会上经历的两件事。这次研讨会是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举行的。这是我首次参加该研讨会。与会者绝大多数是基督徒，但委员会还邀请了一些非宗教人士、犹太教徒和穆斯林来发表演讲。许多讲员和与会者本身就是残疾人。还有些人是社会运动倡议者。如同我课上的同学一样，我们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残疾问题的触动。

在他们的分享中，有两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他们所有人都讨厌人们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或应该被「医治」，因为这是信仰的一部分，要彰显出他们所信奉的神的伟大；（2）他们的残疾造就了他们当下的样子，因此他们无法想象，当他们去天堂时，这一切应该或一定会被改变。换言之，如果他们是聋的，他们就无法想象自己到天堂后，与上帝讲话不必再打手势；而倘若他们需要轮椅，他们也无法想象到了天堂后不再需要它。这一切塑造了他们的人格，把他们造就成与众不同的样式。残疾就是他们的身份，是他们作为人和作为本我（being）的真实体现。没有身上的残疾烙印，他们的人格就不完整。他们并不否认，有些人渴望重新开口说话、行走或奔跑，或者拥有一个「治愈的身体」，他们当然会对此继续抱有盼望。但也有些人不这样想。从他们的个人故事里发出的这两种声音，打动了我并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经历发生在当我们所有人乘坐公车，从招待所去往研讨会的时候。我已提到，与会者有许多是残疾人。他们的残疾情况不同，助行器械也不同。虽然我们中的一些人帮助他们登上了公车，但司机开车前还必须离开座位，亲自确认每位残疾人座位上的安全带都已被正确稳妥地系好。这势必很费时，但我们所有的人都表现得耐心而友好。我陷入了沉思，我们的一些社会是何等冷漠地将患有残疾的人逐出公众视线，以此来歪曲我们的现实情况啊！或者只提供给他们特殊的交通工具，以便对他们区别对待，使这世上的其他人不会因他们的存在而觉得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被占用了。结果，我们许多人在看见残疾人时，不知该如何以人道的方式合宜地做出回应或给予帮助。当一个个体面对生活束手无策时，我们却无法理解或难以觉察，也不知道该如何施以援手，因为一般公众从他们孩童时代起，就不曾在日常生活中遇见过他们。

我们的双眼被社会遮蔽，看不见人类的真实景况。我们身处于一个被建构起来的世界中，没有时间和精力，势必也就无心观察和接触那些在能力和身体机能上与我们不同的人，不愿与他们分享我们的空间、时间和生活。我们以不耐烦、冷漠、不屑一顾和歧视的态度对待残疾人士，视之为整个社会的麻烦和包袱。

结语

克里默说：「如果我们都活的够长，那么最终都会变成残疾人。」即使我们对她的这个评述不予理会，仅凭我们同为人类这一事实，也实在要为残疾人多多着想。并且，如果我们信的是一位超凡脱俗的上帝，他与我们患难与共，进入到我们的局限之中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就更加需要重新思考和重新阐述，如何使我们的资讯、我们的圣经解释和神学成为这么一种表达：它肯定全人类的尊严，而非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它倾听基督徒因其身份而面临的各种体验和挣扎，因为教会的教条和传统限制了他们的表达；并且在上帝的造物遭受压迫和不平等对待时竭力伸张上帝的正义。

我在此处所分享的，仅仅触及这一课题的表层。在残疾人群体中，我发现最难被人理解的群体是智力上存在严重障碍的人。由于我们的理解力不足以明白他们的表达方式，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都会有所克制，尽量在我们能明白的范围内与我们交流。这使得我们往往很难为他们和他们的需要说话。这种深刻的缄默显出一种深厚的灵性和创造性，是上帝想要他的造物予以领会和包容的。最后，我希望所有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能对我在这一领域中的学习旅程予以理解，并加入我的行列，不仅勤奋地学习、默想和热切地祷告，同时也努力去理解和明白那些在能力上不同于我们的人，积极地奉献和与他们分享自己的时间、空间和生命。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都会有所克制，尽量在我们能理解的范围内与我们交流。

编按：陈南芬教授现时为基督教怀智服务处的恒常义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