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殘疾神學及聖經詮釋的經歷

陳南芬（本院副教授）
譯者：賴全忠

最近，我開始研究和思考聖經對殘疾人所做的詮釋。這一研究進程從十分個人的層面起步，反映了我在課堂上和實習期間學到的有關特殊需要的知識。之前我已開始閱讀有關「殘疾」研究和神學的著作，思考如何將聖經研究與之關聯，以及聖經研究將會對此做出何種貢獻。當然，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有聖經學者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了。在本文中，我會以獨特的方式來簡要介紹這一課題，並分享何以這一課題對我們所有人都十分重要。

從特殊需要到殘疾研究

首先，對於相關的學術界來說，特殊需要如何演變為殘疾研究並不需要做什麼解釋。但這一題目卻有必要對新來者說清楚。所以我以「什麼是特殊需要」作為開始。有特殊需要的個人是指其學習能力無法像同齡人那樣滿足一般的成長期望。這些能力大體上包括生理能力（如：學習時能夠坐直身體）、社交能力（如：被叫到名字時懂得回應）、情感能力（如：知道如何處理不同的感受），以及認知能力（如：能夠學習和記住事物名和著作名）。因此，特殊需要涵義甚廣。它不僅指上述任何一個領域中的能力匱乏，還包括了能力的超常。舉例來說，天賦秉異的孩子或神童也是有特殊需要的人。但在多數情況下，只有能力匱乏才會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另外，「學習障礙」有時會被用作同義詞，但對於許多專家來說，這個稱謂並不準確，事實也的確如此。因為有些人可能並不存在學習方面的認知問題，但卻由於身體或神經方面的特殊情況，而無法獲得正常的「學習」體驗。

因此，正如上面所談到的，特殊需要目前涵蓋了一個很廣的範圍。有些人因為身體損傷而無法從事某些領域的學習（比如，盲人只能借助盲文而不能依靠視力來學習書面語言）。另一些人的神經受到損傷，以至於別人只能透過他們的行為來瞭解他們。還有些人是兩種損傷兼而有之。就某些特殊需要的情況而言，有些人可以通過外部器械的協助，來學習某些生活技能（比如，有視覺障礙者可以使用特製的眼鏡和手杖）。而對其他人來說，則需要不同的方式來學習必備的生存技能。與此同時，有些人的認知能力都受到影響，以至於連梳頭這樣的簡單生活技能也不一定能學會。大多數疾病都是不治之症，所以對多數人來說，他們要學習用替代方式來做事情和學習新知識。因此，特殊需要可以是先天的，也可以是後天的（如：經歷嚴重事故和打擊之後），並通常對成年生活造成長期影響。

2008年，世界衛生組織對殘疾給出了一個定義：

殘疾是一個總稱，包括損傷，活動受限以及參與限制。損傷是身體機能或結構方面存在缺陷；活動受限是人在執行任務或採取行動時受到限制；而參與限制是當人置身於各種生活境況時所遇到的困難。因此，殘疾是一種複雜現象，反映了人的身體特性與其所處的社會特性之間的互動關係。^[1]

根據這一定義，殘疾顯然不單影響着個體，也影響着社會。殘疾可以是暫時的，也可以永久的。比如，一個人可能因頭部受傷而短暫失明，臨時變成殘疾人，直到神經通過休養、藥物或手術而得到醫治，視力得以恢復為止。

因此，特殊需要可以被理解為殘疾的一個子集，但那些IQ指數極高的天才卻不會被視為「殘疾」—除非他們患上其他導致殘疾的疾病。作為一門學科，殘疾研究包括了眾多有着特殊需要的人士（患有缺陷性疾病的人士）。

我為何要研究特殊需要？

前文提到，在我的孩子被診斷患有亞氏保加症（Asperger’s Syndrome）和自閉症（Austism Spectrum Disorder）後，我在學校圖書館找來這方面的書開始閱讀，以瞭解這病到底是什麼。在2013-2014學年期間，我回到新加坡休無薪假，一邊休息一邊進修有關特殊需要教育的高級文憑。我的一些朋友對於我為何要進修這個課程感到不解。班上的同學中，有些是要受訓成為特殊需要教師和諮詢師的，但大約一半同學是媽媽（還有少部分是爸爸），她們出於同樣的原因來修這門課，因為我們的孩子都是特殊需要者。最有意思的是，我們中許多人的孩子都已經過了18周歲或接近成年，因此當我們能夠抽時間來投身於這個課程時，都覺得這是我們真正想做的事。這種相互間的理解將我們聯結在一起，我們都甚為感激彼此的同在。

這個課程涉及十分廣泛的特殊需要領域，尤其針對新加坡十分常見的特殊需要疾病，如自閉症（ASD）、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特殊學習障礙（SLD）和感覺統合障礙（SI）等。課程目的是訓練學生成為協作型的教育者，也就是知道如何支援一個有著特殊需要的人士在學校中生活，幫助他們學習各科知識和生活技能。課程還包括30個小時的實習，期間學生要在新加坡的特殊需要學校接受指導。那些我所關注和負責看護的許多特殊需要人士，以及我的導師、同事、課程講師、特殊需要者的父母和我的同學，他們的生活都深深觸動了我。他們屬於生活在新加坡的不同民族和宗教群體，然而我們都被人類所蒙受的不同程度的疾苦所影響。都滿懷同樣的悲憫和盼望。

生活品質

由於課程性質，講師大多數是教育心理學、語言障礙矯正、職業治療的從業者，因此重點主要放在改善特殊需要人士的「生活品質」上。這裏所說的生活品質，是以實現日常生活的獨立性為目標的。然而，我很快明白，所謂的「獨立性」對於不同的人也會有不同的基準。在主流教育系統中，獨立性就是能夠憑藉教師佈置的學習材料而成長—因為這種期待對於在校孩子來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對於特殊需要人士，獨立性可能僅僅意味着設法正確地計數，或者能夠以最衛生的方式使用洗手間，或者只是單純地向人致謝。總之，這意味着特殊需要人士能夠改善自己的生活，達致一個比現狀更好的狀態。要全心全意地接受這個觀念，我認為我所面臨的深層掙扎在於，某種程度上，這一「更好狀態」的定義是由我們這些擁有「健全」的身體、心智或系統（比如我們的教育系統）的人強加給他們的，恰恰是我們在抗拒他們的特殊需要情況，而這一事實將我們帶回到殘疾定義的社會層面。

對待殘疾的兩種模式

我想，通過考察歷史上人們看待殘疾的方式，可以更加恰當地解釋這一掙扎。在歷史上，人們對於殘疾存在著兩種認識模式：醫療模式和社會／少數模式。醫療模式始於古代，當時的各種社會都把殘疾當成一種肢體損傷。就像疾病一樣，只有藥物才能治癒或予以糾正。這一模式的目的就是憑藉藥物來尋求醫治，祛除疾病。它把殘疾人視為有缺陷的人，是社會和社群的負擔，無法為社群的福祉做出貢獻。隨著殘疾人群體中一些社會運動倡議者所宣傳的殘障正義理念的興起，上世紀70年代開始出現了第二種模式，即社會模式。殘障正義為殘疾人爭取不受歧視的權利，以便他們能與人平等分享公共空間；能夠如同其他任何人一樣上學、工作、旅行、購物，開展一切活動；有權使用便利設施，平等獲取公共資源。這意味着基礎設施建設應該考慮到他們，提供可移動和可直達的備選結構。這些社會運動倡議者也為殘疾人爭取生育權利。因為在19世紀，人們曾立法懲治殘疾人。總之，社會模式認為，是社會要為殘疾人遭受的醜化負責。如果社會未曾如此歧視地對待他們，就不會有「殘疾」問題的存在。

有限模式

最近，克裡默（Deborah B. Creamer）提出了第三種模式：即有限模式。^[2]她認為，所有的人都有局限性，我們每個人都在自身的特別經歷中，以不同的方法來應對自己的局限性。因此，「有限」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我們應現實地接納和理解這種多樣性和創造性，進而尋求另外的應對之道。從神學的角度來看，她認為這第三種模式考慮到了前兩種模式的局限性，一方面允許遭受機體損傷的個人表達他們的悲傷，正視他們的損失，另一方面又為他們能夠生活得有意義和充實留有餘地，不使他們因殘疾而被社會邊緣化。

我認為，克裡默已為殘疾神學及研究構建了一個有益的神學框架供人們使用。目前的學術界繼續掙扎在兩種較為陳舊的模式之間。而有限模式足夠寬廣，能涵蓋與殘疾有關的廣闊領域，並能夠正視人們由於淪為殘疾和身為殘疾而擁有的個體體驗。它強調生命的悲憫，謳歌生命那既脆弱而又堅韌的品質，我認為這就是人文學科的精髓所在。只有經歷這些，我們才能清晰闡述和理解那超塵脫俗的上帝。

這裡我要簡要介紹一下聖經研究對於有關殘疾的學術討論做出的貢獻。有幾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如Saul Olyan的《希伯來聖經中的殘疾》（Disability in the Hebrew Bible），這本書致力於追蹤聖經中對所有殘疾情況的描述，從生理性殘疾到認知和情感殘疾一應俱全。還有幾篇論文被收錄在兩本書中：《健全的身體》（This Abled Body）和《殘疾研究與聖經文學》（Disability Studies and Biblical Literature）。^[3]這些書的作者查考了聖經中提及和描述具體殘疾情況的段落，並重新解釋這些經文，以挽回殘疾人群體的尊嚴和體面，而不是像早期教會那樣醜化他們，並以這些經文為藉口，拒絕將他們當作人來對待。或僅僅將他們視為施捨和憐憫的對象，而在其他方面予以排斥。例如，啞巴遭人輕視，因為福音書把啞巴描寫為被鬼附了的人（太9:32；12:22）；盲人和聾子被形容為對神的話無動於衷的人（申28:29；太23:16-26）；患皮膚病的人被禁止接近神（利13-14）。其中一些作品還查考了現存的地區性文獻—如古代近東和希臘羅馬的文獻—來幫助理解聖經中的各種描述。它們都極具啟發性。而最重要的是，它們促成了某種開放性，使得人們有可能對聖經文本所概括的一系列「殘疾」現象進行多重解讀。因此，儘管每一個解釋都忠實於語言的完整性和文本的處境，但並不存在一個「最終」的解釋。大多數作者都是這類解釋的先行者，如：傑瑞米．施佩爾（Jeremy Schipper）、赫克托．阿瓦洛斯（Hector Avalos）、約爾S.巴登（Joel S. Baden）、薩拉．梅爾徹（Sarah Melcher），以及其他人。最近，我正在研究一個課題，就是要為殘疾人重新詮釋希伯來聖經中的上帝形象（Direct Grant, 2015-16）。

2015年殘疾與神學學會研討會

在結束之前，我要與大家分享我在五月舉行的殘疾與神學學會2015年研討會上經歷的兩件事。這次研討會是在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市舉行的。這是我首次參加該研討會。與會者絕大多數是基督徒，但委員會還邀請了一些非宗教人士、猶太教徒和穆斯林來發表演講。許多講員和與會者本身就是殘疾人。還有些人是社會運動倡議者。如同我課上的同學一樣，我們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殘疾問題的觸動。

在他們的分享中，有兩點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他們所有人都討厭人們告訴他們，他們必須或應該被「醫治」，因為這是信仰的一部分，要彰顯出他們所信奉的神的偉大；（2）他們的殘疾造就了他們當下的樣子，因此他們無法想像，當他們去天堂時，這一切應該或一定會被改變。換言之，如果他們是聾的，他們就無法想像自己到天堂後，與上帝講話不必再打手勢；而倘若他們需要輪椅，他們也無法想像到了天堂後不再需要它。這一切塑造了他們的人格，把他們造就成與眾不同的樣式。殘疾就是他們的身份，是他們作為人和作為本我（being）的真實體現。沒有身上的殘疾烙印，他們的人格就不完整。他們並不否認，有些人渴望重新開口說話、行走或奔跑，或者擁有一個「治癒的身體」，他們當然會對此繼續抱有盼望。但也有些人不這樣想。從他們的個人故事裡發出的這兩種聲音，打動了我並對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二個經歷發生在當我們所有人乘坐公車，從招待所去往研討會的時候。我已提到，與會者有許多是殘疾人。他們的殘疾情況不同，助行器械也不同。雖然我們中的一些人幫助他們登上了公車，但司機開車前還必須離開座位，親自確認每位殘疾人座位上的安全帶都已被正確穩妥地繫好。這勢必很費時，但我們所有的人都表現得耐心而友好。我陷入了沉思，我們的一些社會是何等冷漠地將患有殘疾的人逐出公眾視線，以此來歪曲我們的現實情況啊！或者只提供給他們特殊的交通工具，以便對他們區別對待，使這世上的其他人不會因他們的存在而覺得自己的時間和空間被佔用了。結果，我們許多人在看見殘疾人時，不知該如何以人道的方式合宜地做出回應或給予幫助。當一個個體面對生活束手無策時，我們卻無法理解或難以覺察，也不知道該如何施以援手，因為一般公眾從他們孩童時代起，就不曾在日常生活中遇見過他們。

我們的雙眼被社會遮蔽，看不見人類的真實景況。我們身處於一個被建構起來的世界中，沒有時間和精力，勢必也就無心觀察和接觸那些在能力和身體機能上與我們不同的人，不願與他們分享我們的空間、時間和生活。我們以不耐煩、冷漠、不屑一顧和歧視的態度對待殘疾人士，視之為整個社會的麻煩和包袱。

結語

克裡默說：「如果我們都活的夠長，那麼最終都會變成殘疾人。」即使我們對她的這個評述不予理會，僅憑我們同為人類這一事實，也實在要為殘疾人多多着想。並且，如果我們信的是一位超凡脫俗的上帝，他與我們患難與共，進入到我們的局限之中來幫助我們，那麼我們就更加需要重新思考和重新闡述，如何使我們的資訊、我們的聖經解釋和神學成為這麼一種表達：它肯定全人類的尊嚴，而非將人分成三六九等；它傾聽基督徒因其身份而面臨的各種體驗和掙扎，因為教會的教條和傳統限制了他們的表達；並且在上帝的造物遭受壓迫和不平等對待時竭力伸張上帝的正義。

我在此處所分享的，僅僅觸及這一課題的表層。在殘疾人群體中，我發現最難被人理解的群體是智力上存在嚴重障礙的人。由於我們的理解力不足以明白他們的表達方式，因此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表達自己的想法時都會有所克制，儘量在我們能明白的範圍內與我們交流。這使得我們往往很難為他們和他們的需要說話。這種深刻的緘默顯出一種深厚的靈性和創造性，是上帝想要他的造物予以領會和包容的。最後，我希望所有讀到這篇文章的人，都能對我在這一領域中的學習旅程予以理解，並加入我的行列，不僅勤奮地學習、默想和熱切地禱告，同時也努力去理解和明白那些在能力上不同於我們的人，積極地奉獻和與他們分享自己的時間、空間和生命。

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表達自己的想法時都會有所克制，儘量在我們能理解的範圍內與我們交流。

編按：陳南芬教授現時為基督教懷智服務處的恆常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