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全球的學習危機(Global Learning Crisis)是指校園內不乏學生,教室可以座無虛席,但危機是學校有許多學生不能夠達致學習的目的和效果。問題不在於入學率,而是學生學無所成。201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的報告指出,雖然全球兒童的入學率不斷提高,估計仍有二億五千萬兒童沒有閱讀、書寫和數算的基本能力;大約有二億的年青人離開學校前未俱有生活所需的技巧,包括基本的閱讀和書寫技巧。[1]換言之,有學生,有教室,有出席率,但卻沒有教學成果。
教會孩子升上中學便容易失去蹤影,「學習危機」是否也臨到本地教會的兒童和青少年的教導事工?教會面對這個危機,我們不禁要問以下的問題:教會要孩子學習的,他們真的有吸收?教會培育的目的達到嗎?教會孩子背負的擔子,我們聆聽到和跟進了多少?「只管教,不問收成」,表面看來是很高的情操,但慎防這也是包著糖衣的麻醉藥!
本文嘗試從學習的經驗探討教會教導事工變更的迫切性,並建議一個半嶄新的教學模式以改善現時教會教導的果效。
今非惜比的學習經驗
昔日兒童主日學的經驗是如何的?一位年長的牧者麥希真牧師,憶述他六歲時參加主日學時,他記得每逢主日他都可以領取燦爛奪目的「公仔紙」,當時候對他而言,他非常「珍之藏之。上課時間讀後面的金句,回家後好好存放起來。以後遷居香港,參加在堅道的香港浸信會的主日學,也是用中國主日學協會的Gospel Light課本,仍是燦爛奪目的公仔紙。」[2]這段記錄應該能夠反映出三個景象。首先,小時候的麥希真牧師十分嚮往主日學的時光;其次,當年中國主日學協會的課本設計能夠滿足學生的需要;第三,當年麥牧師好有機會遇到一位優秀的主日學老師,她/他懂得善用教材。
普及教育未出現在社會之前,教育是非常寶貴的資源,兒童除了接觸聖經的知識,也可以有學習語文(甚至接觸外語)的機會,再加上額外的物質供應,主日學具有其吸引力。然而,今日香港實行強迫教育,兒童不缺學習的機會,他們大部份亦不乏物質的享受,單單一張「公仔𥿄」要令小孩子珍之藏之,不是沒有可能,能否成事就要看看教師的心思和技巧。小學生的課本內容不會太艱深,有中學程度的成年人,不需花太多時間,都應該能夠明白。但明白內容不等如懂得教授內容,教學方法和技巧是需要訓練的,不會從天而降。[3]以上的觀點看來是老生常談,但問題是教會如何訓練這方面的人才。
昔日一張公仔紙,就可以令一個小孩子喜上眉梢。時到今日的香港,小學生的生活實在是多采多姿,星期一至五每天在全日制學校上學,放學後可能要學音樂、繪畫、芭蕾舞和各式各樣的興趣班,不論成績如何,只要父母經濟情況還許可,中英數的補習班總有一科是小學生的例牌常餐。如果兒童去到教會,學習的模式跟周一至六的無兩樣,甚至是沉重乏味,此情況持續發生在教會孩子的童年經驗,我想像我是一個上教會的小學生,經過6天的緊密學習後,我還可以剩下多少學習的動力去追求聖經的教導!我的腦袋還可以有幾多空間盛載教會的學習體驗。面對今天的小學生情況,教會內部的教導策略可以如何對應?
導師可以考慮轉型嗎?
教會要求一個帶領聖經教導事工的同工具有教育的專門訓練,這應該是合理的要求;但如果教會要求每一個平信徒當上教導聖經的職份前,他們要具備長時間的訓練要求,這無疑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基於以上的有限條件,筆者有以下的建議:負責教導聖經的平信徒,在教導的角色上作轉型。
Amel Karboul在Ted Talks中主張「一課堂、兩老師、遠程教學」的概念去解決偏遠地區中、小學教師不足的問題,她舉出的成功例子是位於巴西城市的教師如何支援身處在郊區而缺乏教學資源的教師,當中的比例是60位城市教師支援2200位偏遠教師。[4]Karboul稱一班具有專業知識和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為內容教師(Content Teacher),他們在資源豐富的城市地區把每一個課堂的教材預先製作,當中包括教師的錄影、圖像、動畫、課堂習作,課內和課外活動指引、課後評核等等,經過網絡傳送給位置偏遠的教師使用。Karboul稱受支援的教師為導修教師(Tutoring Teacher),他們的最大任務不是課堂講解,而是在學生小組中提供較個別的協助,鼓勵學生完成課堂習作、活動和評核。導修老師不一定需要長時間的訓練,他們只要有愛心,能夠帶領、關顧學生和維持課堂的秩序便可以(當然還有許多空間可以精益求精),導修教師也比較容易和學生建立關係。[5]如果導修教師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時,他們也可以利用網絡尋求內容老師的快速支援。
兩個教師在同一課堂共同協作不是新鮮的事物,但以上所提到的分工,正正能夠幫助平信徒在不多的訓練背景下,起碼可以擔任導修教師的工作。隨之而來的現實問題是內容教師又由誰來承擔呢?大家回想自己求學期間,可能曾經遇過一些老師,他們不單受學生愛戴,上他們的課既能夠知識增長又能夠享受學習的過程,大家都會期待上這些老師的課。教導肯定是一個恩賜,也絕對不是一件輕散的工作,優秀的教師實在是難尋的!雖然如此,但其實需要的內容教師數目並不多,從以上60:2200的成功例子,現今本地教會所具有的人才,好大機會能夠滿足眾教會的需要。
只要教會願意把教導的任務分工,教會內部的教導質素就可以提升。導修教師可以由教會信徒擔任,而內容教師就由具有訓練和教導恩賜的教師擔任,他們預先製作教材,包括各類影音多媒體的教具製成品,傳送到教會,供導修教師使用。縱使具有教導恩賜的內容教師只是少數人,他們的努力和貢獻也能夠造就眾多教會。
可能會有人擔心,這種從外來引入的教學模式是否適用在香港教會環境。以上分工的模式不是憑空相像,在香港一所神學院以「生命」為題的查經課程,其實正正是運用以上的分工模式推行,十年來辦得有聲有色,每次課堂除唱詩之外,課堂主要分為兩部份:(一)由義工組長帶領學員分組討論及(二)一位具有教導恩賜的聖經科老師作課堂講解(或播放預製光碟)。我們不難看見課程是應用了內容教師和導修教師的分工模式。
該課程的內容教師是整個課程的重心人物,假如更換了內容教師,相信果效可能會下降。在此要強調一點,導修教師不是可有可無。內容教師雖好,都要導修教師扶持,萬事是互相配搭的。如果只有內容教師單向式的灌輸聖經知識,而沒有導修教師協助執行課內和課外的活動,無論內容老師的教學技巧是如何精湛,課程仍然是失卻了教育的意義,達不到教學的成果和目的。
總結
根據以上的分工模式,本地教會需要一個製作單位,匯聚內容教師、教材的設計者、電腦及資訊科技的人才。經過他們的協作,產生新的教學資源和教學模式,製作過程中也可以邀請專家(教牧、神學院老師及資深的教育工作者)給與意見。教會內部只要分配和安排好導修教師的工作,教會教育工作的素質便可以提升,有更大的機會扭轉青少年流失的現象。至於誰來牽動這個協作計劃,這是另一個問題,有待神的帶領。
現時的香港不論私校或津貼學校,學生享用的是昂貴的設備和人力資源[6],而且學校管理和師資,有相當高的規格。與此同時教育也被視為一種有競爭性的產業。教育大氣候的變更,對教會內部的教育工作有甚麼的啟發?教會的教導事工可以忽視社會整體的變更嗎?
Footnotes
-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3)
- ^ (麥希真,2011,頁29)
- ^ 筆者曾經在一所特殊學校工作近十年,尤記得最初教導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學習雙位數乘雙位數時,感覺是一件費煞思量的事,體會到教師培訓是非常重要。
- ^ (Karboul, 2017)
- ^ (Wood and Tanner, 2012)
- ^ 根據一所位於西九龍的基督教私立小學的資料,一名小學學生學費每年約47,000元,未包括午膳、校車和課外活動費;該校國際小學部學費每年約67,000元。相比本地資助大學香港學生每年學費42,100元還要昂貴。舉出以上數字,要表明今天在香港教導小學生,不會是一件的低成本的工作,而且教學設備和老師,也是相當高的要求。
參考文獻
任志強 (2011)。〈關於香港普及文化與香港青少年的十條命題—給教會群體的提示〉。載李耀全(主篇),《教牧研討系列四:再思青少年牧養:現況、理念與策略》(頁31-43)。香港:中文大學。
胡志偉、劉梓濠 (主編) (2014)。《處境劇變下的牧養更新──香港教會研究2014》。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麥希真(2011)。〈七十五年伴我行〉。載金節制(主編),《傳承百年──中國聖經教導事工百周年紀念刊》(頁29)。溫州,以斯拉團隊。
Faculty of Education, 2017.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eb.edu.hku.hk/programme/babed_chi_6080/overview [Access 18th Dec 2017].
Karboul, 2017. The Global Learning Crisis-and what to do about it. [video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ted.com/talks/amel_karboul_the_global_learning_crisis_and_what_to_do_about_it#t-477899 [Access 19 Dec 2017]
History and Campus, 2017. The Educational University Hong Kong.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eduhk.hk/main/about-us/history-and-campus/ [Access 18th Dec 2017].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3. THE GLOBAL LEARNING CRISIS, Why every child deserves a quality education,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Wang, Q., 2001. Culture effects on adults' earliest childhood recollection and self-descrip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memory and the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2), p.220.
Wood, W.B. & Tanner, K.D., 2012. The role of the lecturer as tutor: doing what effective tutors do in a large lecture class. CBE life sciences education, 11(1), p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