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青少年流失與夕陽中的基督教教育（上）

引言

兒童崇拜堂次正在升，少年牧區人數不斷減，這是甚麼的道理？根據《2014香港教會普查報告》的統計，2009年兒童每周崇拜聚會堂次是903，到2014年數字升至1043，升幅是15.5%；與此同時，青少年每周崇拜聚會堂次卻不升反跌，由483跌至452，次數下滑之餘，人數跌幅達至三成，情況令人憂慮。其中，周六的青少年崇拜的跌幅更是災區中的災區，人數跌幅達49.9%。此外，少年人(15歲以下)參加主日學的出席高達89.6%，而15歲以上的會眾卻只有19.3%參加主日學。^[1]

以上的數字反映了兒童牧區有穩定的增長或正在擴大，但可惜的是教會無法留住這些在教會成長的兒童，他們升上中學後，便一一和教會說再見。兒童上教會的參與率，相信跟父母的意向有莫大的關係。但兒童到中學階段，他們變得獨立，父母的影響力不能夠再直接影響他們。青少年流走的原因不會是單一，當中結合著拉力和推力。青少年流失嚴重，教會自然便會把眼球聚焦在青少年事工，這是無可厚非，但教會處理這個問題時，本地教會欠缺這方面的研究，相信較難策略地解決問題。^[2]現時採用的方法是對症下藥，還是頭痛醫頭，難以定論。

從數字上看，離開教會的青少年好有機會是自小在教會參與聚會的兒童。如果教會的培育系統是健康，流失的拉力雖然持續存在，教會應該仍然有穩固的凝聚力，能夠阻止劣勢擴張。可惜現時的情況恰恰相反──兒童數目增，少年人數減。假若兒童一直厭倦教會的生活，小孩子只會無奈接受，但到他們上了中學，開始有自主權，懂得跟家長討價還價，說到：我成績不太好，哪裡有時間兼顧上教會。少年人使用這張王牌，父母豈不容易妥協！倘若以上的情況發生，青少年流失的階段其實是「病」發期，在兒童階段問題早已經潛伏多年。

青少年流失的拉力涉及的因素複雜，層面廣闊且涉及社會氣候，因著篇幅所限，無法在此一一討論。本文只會嘗試從教會內部的人才培訓探討流失的遠因，首先集中討論的是教會專責帶領和負責教導工作的人手訓練。

社會對教師的要求持續提高

既然兒童牧區正在擴張，教會對負責這事工的人材應理有殷切的需求，但實況卻並非如此。而且，教會所持的教育觀念好像與社會脫節，出現步入回頭路的現象。

今日香港社會對一位可以進入教室教導學生的老師有頗高的要求。過去的羅富國、葛量洪、柏立基…這些老牌師範學院是香港教育學院前身，到2016年教育學院升格為香港教育大學。^[3]現今的香港，要成為一位教師，一個中學畢業的年青人要在大學經過五年的訓練，才能夠滿足今日社會對教師的期望。^[4]跟過去相比，香港社會對教育工作者要求明顯提高。^[5]

在香港，訓練教師的單位是大學；在教會，針對內部培育的需要，本地神學院有沒有專門訓練從事教育、培育或教導的學位課程？在香港神學教育協會的十五所神學院中，有4所神學院提供三個神學學位的課程：基督教教育學士、宗教教育碩士和道學碩士主修基督教教育。^[6]筆者十多年前到神學院進修，當年修讀以上課程的同學人數已不多。時至今日，情況如何？翻看其中兩所神學院的院訊，有一所開辦基督教教育學士課程的神學院，在2017年畢業生的名單中，沒有基督教教育學士的學生；另一所開辦宗教教育碩士的學院，在連續三年(2015-17)的畢業同學分享欄，均看不見有該課程的畢業生名字。神學院開辦基督教教育學位課程是有的，但修讀人數不會多。曾經聽到一位資深的神學院教授直言：「基督教教育已不合潮流」。他沒有解釋箇中原因，只是把現況與筆者分享。也許，這句話應該能夠概括以上畢業人數持續低位的景況。

夕陽中的基督教教育

如果一個社會不斷興建學校，該社會自然對老師的需求量有增無減，訓練教師的學院理應不乏學員，因為社會正在等候學員畢業後投入教學工作，職位空缺有能力吸引人才入行。但現時香港教會的情況是，兒童崇拜的次數錄得雙位數的增長率，其主日學有近九成的出席率，但專門訓練教導的學位課程卻在萎縮，箇中是甚麼原因導致有這個現象？原因可能有兩個：

(1) 神學院所辦的教育課程不能配合教會的需要，導致教會沒有意欲聘請畢業生，令有意投身者卻步。筆者相信這未必是主要原因。因為神學院是為教會訓練傳道同工，神學院有賴教會經濟的支持，如果教會對神學院課程有改善的要求，神學院好難置若罔聞。^[7]

(2) 教會可能抱有一種教育只是「小兒科」的心態。小兒科在日常用語中常常被嘲為一些簡單而不專門的工作。當教會考量人手招聘和調配時，「小兒科」的需要會被放在較後位置，甚至被遺忘。如果教會真的抱有這種小兒科的心態，教會自然會認為此類事工無需要專門的訓練。換來的後果是神學生會選擇其他神學學位課程作為回應。惡性循環後的現實是，課程沒有人修讀，便沒有人畢業，傳道人只要是神學院畢業，就被假設能夠承擔和執行教會的教育事工。如此，教育下一代的意識、思維和理念必定日趨薄弱。

結論

教育在香港社會是一項高要求的工作，從事教育工作的需要長時間的訓練；但本地教會正在走向相反的方向，做法跟三十年前的香港社會相近，教育這個概念在教會好像越來越模糊。蕭克諧、韋理信、林德皓、黃碩然等基教科教授相繼離開各神學院後，現時從事基教科目的全職神學院老師實在是鳳毛麟角。筆者深信許多參與兒童事工的教牧和肢體眼見兒童自小在教會聚會，但升中後便開離教會，都會感到無奈和惋惜。如果教會內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失效，帶來的後果是青少年快速的流走；兒童的教育工作失效，後果不會即時浮現，但時候到了，我們將親眼目睹後果，正如現在的情況。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兒童參與教會聚會的童年回憶，影響他們日後自己和教會的關係。^[8]如果教會的培育事工達不到預期的目的，兒童的教會生活只是成為他們學習的一種負荷，孩子們升到中學後就是設法逃脫的好機遇！以上思路引發出來的問題還包括：有幾多教會和機構會嘗試探究兒童在教會的經驗？高達九成出席率的兒童主日學，達到預期教學目的嗎？現時教會各級的主日學教材、教具和教學法又是否適切？教學模式有沒有與時並進，定時更新，和配合網絡、資訊科技和應用程式？以上的問題教會有多少的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