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基督教在香港：香港的國際基督教[1]

^[1]白德培教授 (Prof. Tobias Brandner)
本院副院長（外務）

譯者：陳沛瑜

由每日舉行多次禮拜的羅馬天主教聖若瑟堂 (Roman Catholic St Joseph’s Church)，到廣納的數千菲律賓傭工的耶穌是主教會 (Jesus is Lord)；由為韓國僑民而設的教堂，到由非洲人領導、聚集非洲學生和商人信徒的教會；由獨立式教堂，到在工業大廈租用小房間的小社群－在這個城市中，國際基督徒無處不在，建立起充滿活力、膚色多元的社區。本文會介紹香港國際基督教的多樣化面貌，探討移民和信徒兩種身份如何彼此鞏固、深化，並展示來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如何貢獻當地社區。為方便起見，本文將「國際教會」定義為用華語以外的語言做禮拜的教會。

多元化的教堂和靈性取向

香港或有超過150間國際教會／會堂。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Hong Kong Church Renewal Movement) 定期調查本地基督教數據，據統計，香港在2014年有60間國際教會，至2019年已增至73間。^[2]然而，這並未包括用英語以外的語言做禮拜的國際教會，其中有幾間使用菲律賓他加祿語，十幾間用韓語，三間用日語，幾間用印尼語，一間用德語，十幾間用尼泊爾語等。調查亦未包括一些鮮為人知的教會，例如十幾間非洲人創辦的教會，當中一些教會名稱相當生動：「我相信上帝所說事工」(God Said It I Believe It Ministries)、「火山教會」(Mountain of Fire)、「耶穌基督醫治神蹟國際事工」(Christ Jesus Healing Miracles Ministries Worldwide) 或「復活大能國際基督教會」(Resurrection Power Christian Church International)。若把所有這些教會考慮在內，可合理估算香港約有150間國際教會。

國際教會與本地教會一樣，表現出同樣多元化的教派傳統和靈性取向：高派教會和低派教會；傳統禮儀宗派和現代的靈恩派；有受按立牧師的教會和沒有受按立牧師的教會；制度化的教會和將自己理解為團契的教會；主教制、長老制和公理制的教會；包容性較強的教會和排他性較強的教會；政治上保守和前衛的教會；基層和富裕的教會。

有些堂會是傳統的主流宗派，或是較新的福音派和五旬節宗派：聖約翰座堂 (St. John’s Cathedral) 和聖安德烈堂 (St. Andrew’s Anglican Church)、國際浸信會 (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國際禮拜堂 (Methodist International Church)、美國路德會 (Lutheran Church Missouri Synod) 的萬國教堂 (Church of All Nations) 和神召會大埔堂 (Assemblies of God Tai Po Church) 等等。羅馬天主教會定期以英語和其他語言舉行禮拜。東正教會在香港設有大主教座堂，管轄香港和東南亞地區的東正教事務，並以英語舉行禮拜。有些會眾從屬於本地的大教堂，希望用其他語言接觸未得到福音，有特定社會文化背景的群體。有些教會是國外大型教會的本地分會，其他則是海外僑民教會。許多是獨立教會，不隸屬於任何宗派教會。

本地和國際教會的區別在於本地教會多是福音派，國際教會則更傾向於靈恩派。福音派傳統與儒家文化關係密切，有人甚至將其比作儒家的基督教形式；^[3]五旬節靈恩派的傳統則更有助於融合社區裏的多元文化。與香港相比，新加坡文化更多元，因此在過去幾十年，五旬節靈恩派的基督教在新加坡發展蓬勃。^[4]

菲律賓外籍傭工的教會

香港有超過二十萬名菲律賓女傭，^[5]幾乎佔非華裔人口的三分之一，亦是本地移民工人數目的一半。^[6]菲律賓人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外籍群體。他們身為家庭傭工，賺得的薪水雖然比家鄉多一倍，卻要承受與家人分離的痛苦。這群女傭不僅受到嚴格的同住規定限制，亦不受工時過長條例保護，還永遠無法得到永久居留權。從許多方面來說，菲律賓（與印尼）女傭都是城市中最弱勢的社會群體，而政府政策就官方地認可並維持着他們的劣勢；然而，若沒有了這群女傭，香港的家庭乃至經濟會停擺。^[7]

星期日是菲傭的休息日，她們能自由活動一天，但大多數本地僱主都會無視一天實際上有24小時，擅自將這一天定義為從黎明到傍晚或深夜。雖然她們的空閒時間寥寥無幾，但宗教生活對其來說仍非常重要。在沒有自己住所的情況下，教堂單單供人聚集、用餐和慶祝的自由空間，卻已遠勝於中環開放式廣場的酷熱環境。教會能讓人暫時擺脫孤獨，建立人際網絡，體驗感情連結，提醒人生活是有價值的。^[8]菲傭經常感到孤獨，她們為在家庭中成為缺席母親之角色而內疚；為自己長期在外地，擔心丈夫出軌而惴惴不安；忍受思鄉之情，每天的生活都很艱苦—面對這些困境，菲傭可以在教會群體找到慰籍和共鳴。^[9]對自尊心低落的菲傭來說，表達信仰和參與宗教生活，能讓其對外提升自尊，加強自我肯定。

聖若瑟堂是菲傭最受歡迎的教區。逢星期日早上七時到下午六時，全天會連續舉行九場彌撒，用英語或菲律賓他加祿語舉行，以迎合其以天主教為主的龐大工人群體。然而，移民工人的宗教身份認同通常是流動的，許多人都願意體驗新的宗教。在眾多新教國際教會中，菲律賓女傭是極有規律且極活躍的一分子，雖然工作日程安排繁忙，很難在工作日期間參加教會活動—而且只有少數前衛教會邀請菲傭擔任領導角色—他們擔任不同職位，如小組組長、主日學教師、禮儀師、領唱或合唱團成員等，從中增強自信，獲得尊重。

國際大型教會分支

不少國際大型教會視香港為向全球擴展的戰略要地。其中著名的北美馬鞍峰教會 (Saddleback Church) 於2013年在香港建立了分會，香港是12個稱為「門戶城市」的世界城市之一，讓馬鞍峰教會達成了在所有「門戶城市」開設教會這宏願的一部分。當時馬鞍峰教會選擇在香港開設首間海外分會，批評人士嘲笑這只不過又是一例基督教麥當勞化，^[10]指出馬鞍峰香港教會純粹是在播放影片，為美國主任牧師的講道影片配上中文字幕後再播放出去，根本是在貶低其他努力以當地文化語境表達信仰的人。的確，本地教會雖然在經濟上能自給自足，但也只是加州教會的另一所分堂，受加州教會管轄。然而，本地教會短短幾年內迅速發展，會員增長至一千多名，其中超過90%是本地人，顯示教會快速發展與本地人身份認同有關聯：本地人欲與全球聯繫；而不單單是作為華人，還是具備語言和文化上的「雙語」能力，由本地馬鞍峰教會主領禮拜者能熟練地掌握兩種語言，在英語和粵語之間切換自如可見。

香港對世界最大的教會韓國汝矣島純福音教會 (Yoido Full Gospel Church) 來說，有助其向外發展的重大作用，這並不意外。汝矣島教會在世界各地有700多名傳教士，約佔韓國所有宣教勢力的3%。^[11]中國以前極受韓國傳教士關注，但隨着中國收緊宗教政策，許多韓國傳教士決定離開中國大陸，因此，成立於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香港汝矣島教會對韓國對外發展變得更加重要；約40%，即250名左右的成員是韓裔，其餘則是本地人或來自菲律賓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信徒。香港汝矣島教會以韓國語言和文化為主，以韓語祈禱，有穿着長袍的詩班；英語和粵語僅用於即時傳譯。2019年，教會甚至開設了自己的神學院：純福音香港神學院 (Full Gospel Hong Kong Seminary)，將來自香港和菲律賓的二十四位學生免費培訓成傳教士，體現出香港的重要地位。

香港也是其他大型教會的目標。五旬節派的山丘之歌教會 (Hillsong Church) 是澳洲的大型教會網絡，最初以敬拜歌曲聞名，作品在許多國際教會中流行。自此，山丘之歌教會經香港生命堂國際教會 (Lifehouse International Church Hong Kong) 進駐香港，主要由位於日本和亞太地區的教會網絡建立。與澳洲有關的還有香港C3教會 (C3 Church Hong Kong)（C3指Christian City Church「基督城市教會」），是全球近600個C3會眾之一，禮拜地點設在尖沙咀東部一棟商業建築的地庫。

相反，基督教救贖會基愛堂 (RCCG) (Redeemed Christian Church of God) 於1990年代在香港建立了分堂，總部在尼日利亞。香港本地會眾中不僅有非洲背景的信徒，包括家庭、當地大學的研究生、商人和尋求庇護的難民，還有東南亞家庭傭工。救贖會基愛堂的敬拜模式在本地基督教中最具靈恩表達，會眾可以看到尼日利亞式火熱的事工風格，牧師進行激烈的屬靈爭戰，借助聖靈之火，驅散和消減所有魔鬼與屬靈仇敵。

大型教會如馬鞍峰教會和山丘之歌教會，將環球宗教經驗融入本地模式；同時這些教會也受益於本地人接受西方文化產物和英語，並視其為國際化的標準。雙語崇拜在英語和粵語之間切換，可見一斑；雖然就馬鞍峰教會來說，其充滿加州文化的講道，明顯只是輸入的一個宗教而已。這些教會是跨國宗教網絡的交接點，^[12]以具流行元素作媒介互相連繫—華理克 (Rick Warren) 牧師的書和山丘之歌教會的禮拜歌曲。

外籍僑民教會 (National churches)

在香港，有些外籍人士選擇以世界公民的方式生活，以多種語言輕鬆切換於不同文化之間，每種文化都如在家般自在；而其他人，尤其是單一國籍的家庭，則更想保留其獨特的家庭文化，在自己民族國家的社區裏尋求凝聚力。外籍僑民教會為這些遠離家鄉的人提供如同在家鄉般的體驗，讓人身處國外也能有家的感覺。德語信義會 (German-Speaking Evangelical-Lutheran Congregation) 明顯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在會眾熟悉的環境裏提供靈性的居所和牧養關懷，讓這些德國僑民保留基督教家庭傳統，如秋天的感恩節和將臨花環。韓國教會亦試圖讓會眾保留其宗教本土文化的習俗，例如工作前的晨間禮拜和香港島山上的晨間祈禱。^[13]

香港有越來越多尼泊爾教會，最早的成立於1993年，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裏，尼泊爾教會增長至15個，反映了本地尼泊爾社區內基督教教會數量的驚人增長。而在尼泊爾亦有同樣的趨勢，一些報告顯示，尼泊爾是全球基督教教會數量增長得最快的國家，自1970年起，幾乎每年都增長11%。^[14]這些教會用尼泊爾語禮拜，唱尼泊爾聖詩（一些由尼泊爾基督徒創作），用傳統的尼泊爾樂器演奏。尼泊爾教會大多位於九龍南部的市區，或者近元朗和錦田，有許多廓爾喀人（Gurkha，香港普遍稱為「啹喀」）的後代在那裏定居。尼泊爾社區發展壯大，是因為尼泊爾人非常熱心傳教，社區維繫得緊密團結，甚至比華人社區更重視家庭凝聚力—事實上，尼泊爾人認為華人更傾向於個人主義。本地尼泊爾社區並不富裕，但有許多尼泊爾男性從事薪水優厚的建築業工作，許多尼泊爾女性也會工作，所以有足夠的財力為教會租用場地；不過大多數牧師都是以無薪志願者的身份為尼泊爾教會服務。香港的尼泊爾基督徒甚至成立了尼泊爾基督教協會 (Nepali Christian Council)，不僅讓香港的尼泊爾社區關係更緊密，還與尼泊爾的基督徒建立起良好關係。

德國人、韓國人和日本人的教會能夠依靠其本國教會和海外僑民的經濟資源，而一些由同種族人組成的教會，則依賴本地或國際教會提供禮拜空間或是其他方面的幫助。位於北角的基督教國際神召會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Assembly) (ICA) 於20世紀70年代初由神召會 (Assemblies of God) 傳教士創立，在教會中格外出眾，因為除了常規的英語和粵語禮拜外，還分別舉行印尼語、尼泊爾語、僧伽羅語（斯里蘭卡）和泰語的禮拜。

獨立的國際教會

在香港，更廣為人知的是許多跨教派的國際教會，吸引著來自不同國家的人。歷史最悠久的是香港佑寧堂 (Union Church Hong Kong)，其根源可追溯到早期的事工理雅各 (James Legge) 傳教士（ 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和較晚成立的姊妹教會九龍佑寧堂 (Kowloon Union Church)，兩者皆獨立營運和主張普世教會主義。有些國際教會已發展成擁有超過1,000名成員的大型教會，其中最著名的包括葡萄藤教會 (The Vine)，一間頗具靈恩派特色的國際教會，發展自20世紀80年代的淺水灣浸信會 (Repulse Bay Baptist Church)，如今已有超過2,000名成員；以及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 (ECC) 和其規模更大的姐妹教會Island ECC，星期日一般聚集超過3,000人；還有前文提及的基督教國際神召會，位於北角。其他國際教會包括香港社區教會 (Community Church Hong Kong)，是堅定的福音派，但在靈性上前衛且包容的教會；還有位於上環的Solomon’s Porch；以及位於金鐘的證道國際教會 (Ambassador International Church)。

國際基督徒與本地社會

國際教會以多種方式貢獻本地社會。一些富裕的教會不僅在財政上大力支持本地事工，更重要的是，讓信徒有機會參與到本地社區當中：提供外展服務予露宿者、囚犯、難民、移民勞工和其他有需要的人。在這些教會當中，葡萄藤教會不僅參與慈善事工和傳揚福音，還進一步追求社會公義，因此而聞名。葡萄藤教會的信仰宣言闡明：「我們相信一位公義的神，祂的心為窮人和被忽視的人而跳動⋯⋯我們認為真正的基督教見證離不開社會公義⋯⋯」^[15]葡萄藤教會組織了本市教會最大型的事工，支援難民和尋求庇護者，並定期舉辦司法會議，重點關注邊緣和弱勢社群。^[16]一直以來，九龍佑寧堂 (Kowloon Union Church) 和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國際禮拜堂 (Methodist International Church) 等靈性上前衛的普世教會都非常關注社會公義精神，葡萄藤教會更是個難得的例子，不僅幫助弱勢社會群體，而且願意從根源上解決這些群體社會邊緣化的問題。

國際教會參與社會和社區事工，讓教會成員能與城市社會的關係更緊密，亦有機會實現個人成長，貢獻社會。一項出自Judy Chan的國際教會難民事工研究結論提及，國際教會的基督徒「之所以能與這些群體建立友誼，不僅是因為使用了英語，更因為他們對所有民族、種族和背景的人都持開放態度，認為大家都是上帝的兒女。」^[17]

許多外國人受限於其特權地位和外國背景，城市事工能讓其更深入地與當地社區結連，認識社會真象和更弱勢的居民；當中的經歷，能讓外籍基督徒體會自己在異國他鄉的陌生感和壓抑着的脆弱感。香港截然不同的語言和書寫系統，相對在其他全球城市，陌生感會更強烈。城市事工使外籍人士明白自己在香港不僅是為了經濟更上一層樓，還帶著回饋當地社區的目的。

基督徒移民勞動人口的見證亦反映出他們想為當地社會貢獻：參與外展活動讓移民勞工能夠重掌自主權，重新體驗自身的力量和主體地位，重新掌控受制約的日常生活。^[18]城市事工為這些人在城市的生活增添了一層意義和情感上的安慰，而不再是以將錢寄回家鄉成為最主要的關注。移民勞工常常被簡單地定義為只是家庭的經濟支柱，使得他們的身份和家庭角色被簡化。然而，他們認為城市事工能夠充實他們，故值得他們犧牲僅有的休息時間參與其中。

一些菲律賓移民勞工視其工作如現代傳教士。由於他們深入本地市民的日常生活，這種親密的關係提供獨特的機會與僱主接觸，在艱難的日子支援僱主，與孩子一起祈禱，甚至低調地介入家庭衝突之中。移民勞工滿足於能對非基督徒僱主家庭產生宗教影響。這種將自己理解為傳教士的自我認知類似於非洲僑民成為社區領袖的見證，有些領袖以商人的身份來到城市，發現了自己有了成為牧師和傳教士的新使命。

本地國際教會

在研究香港的國際基督教時，最引人注意的是大多數國際教會成員其實是本地人—有超過三分之二是本地人，^[19]某些教會甚至高達90%。統計數據顯示，香港基督徒有離開本地教會轉投國際教會的趨勢，特別是年輕人：自2014年，本地教會的禮拜出席率每年下降2.5％，而國際教會則增長了6％；^[20]這些數字尚未將近年移民潮的影響計算在內。

為甚麼國際教會裏有這麼多本地人？因為許多本地人曾在國外留學多年，有些在留學期間成為了基督徒，回港後，會受教會文化類似於首次接觸基督教信仰的教會所吸引。雖然這些基督徒的母語是粵語，但「信仰語言」是英語；^[21]有些是來自東南亞的華裔，對粵語了解有限；還有許多是本地的年輕人，特別是出身於中產和上層階級家庭的人，在香港讀（或曾就讀）國際學校，用英語感覺更自在。這些年輕人認為自己並非深深植根於本地，而是屬於全球社區；選擇國際教會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因為這樣他們遠離一些他們不想卷入的地方政治，也可以免受第二代基督徒在成長的教會中面臨的壓力。然而，國際教會對基層年輕人也具有吸引力。過去曾有這樣的說法，父母將孩子送到英語教會「免費補習」，藉主日學課程學習英語。許多本地年輕人正積極參與教會活動，包括「離堂會者」或「非堂會者」，是國際教會擴展的其中一個因素。

葡萄藤教會創會牧師約翰施力高 (John Snelgrove) 的一項研究解釋了這種趨勢，闡明了千禧世代轉向國際教會的四個主要原因。^[22]首先，許多人發覺本地教會更像是學校的延伸，教學方法都是死記硬背。牧師的身份不是社區領袖或朋友，而是老師或學者。雖然教會重視紮實的聖經教導，但卻忽略了與牧師之間更密切的聯繫。

第二，受訪者認為本地教會受規矩支配，過於注重規範和程序。受訪者觀察到中國文化習慣以職稱頭銜稱呼人，這種叫法會令領袖和人民之間有距離感，像隔著一道牆。牧師總是稱為「牧師」，始終是權威人物，從不會叫做「約翰」或「彼得」。

第三，受訪者認為本地教會過於堅持律法和規條，強調績效，在時間和金錢的奉獻上都要求嚴格遵從，長期下來，令人感到窒息。教友被教導要行義才能獲得接納，忽視了福音的核心信息應為上帝的恩典。教友經驗教會為向其強施加社會規範的體制，在性議題方面尤其明顯，而大部分教會都擁有權威和話語權。雖然大多數國際教會與本地教會的教義相似，但據受訪者表示，國際教會更強調恩典。

最後，有些受訪者表示在國際教會發掘到信仰的新面向：強調體驗，而不是強調教導；領袖願意坦然承認弱點，不再遙不可及；保持透明度；樂於接受挑戰，思想開明；不會過度追求績效。

雖然施力高牧師的研究聚焦於轉向國際教會的人，而不是許多仍在本地教會中尋找意義和目標的年輕人，但千禧代的言論反映了一種身份認同的張力，搖擺於華人文化和較自由開放的西方思想之間。過去幾年來，社會的掌權者趨向專制模式，但越來越多千禧世代對抗這種趨勢，選擇無拘無束、公平和被賦權的，不會感到被說教信仰群體中敬拜。千禧世代認為許多本地教會受到所謂正確的人際關係、學習和禮節影響了價值觀，有礙個人成長。雖然本地教會普遍予人的形象是大家庭，重視人際關係而非對教義方面的認知，但因建基於儒家的家庭概念，父權主張，等級化的人倫關係，強調服從權威仍在發揮影響力。

簡而言之，本地教會重教導，過於規範，過度強調工作和成效—教會正成為社會的縮影，令不只年輕人，許多人都感覺窒息。2019年的示威運動後，香港公民自由加速被收緊，許多年輕人意識到那種隨文化背景而來的壓逼，欲擺脫之。年輕人加入國際教會隱含了對世界的歸屬感，而非屬於狹隘的華人社群。正面來說，國際教會與民主社會模式更相似，國際教會的本地成員沒有否定中國人身份，而是以不同的視角來平衡，加入國際教會增強了對世界公民身份的認同感。

全球在地化

這令大家重新回到處境化的問題，國際教會只是從全球宗教市場進口的產品嗎？還是存在全球本土化或者經歷本土化重塑或適應？香港的國際教會與美國或澳洲的國際教會有何不同？當然，本土化出現是因為：使用本土語言、遵循當地互動形式、認同主流社會價值觀；談及圍坐圓桌時的團契，或者對家庭的強烈義務感和責任感，本地教會和國際教會的基督徒都一樣認同。

雖然本地人樂於接受全球化的產物，但關鍵在於驅使人加入國際教會的因素。對本地人來說，加入國際教會是自主的選擇，是在挑戰自己成長的社區；不論英語能力高低，^[23]都不會妨礙這個選擇。對許多人來說，這是與之前的教會決裂後的決定，經歷了一段離堂會時期，才在國際教會找到新的歸屬感。香港的國際教會因其文化而發展蓬勃；之所以壯大，是因為吸引了生活融合了東西方元素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對其經驗的華人文化漸感到疏離和陌生。國際教會是混合了本地和國際，混合了東方和西方，正反映了國際教會的文化背景特性，就正是香港的特性。這些元素揉雜，令國際教會完全融入本地，可說是香港的本土教會。

國際教會及其事工提供了超越一般層面的東西^[24]—讓外籍家庭傭工、建築和物流行業的南亞裔人士、尋求庇護者擺脫邊緣化的存在感，而經驗到力量，打破孤立的狀態；對於外籍人士，則提供了不斷追求經濟成果以外的可能；對於在國際教會的本地年輕人，則讓其體驗到本土教會重視績效的教會文化以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