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的自由

陳佐人教授
（美國西雅圖大學副教授）

以下文章是2017神學日感恩崇拜講章，講題為「神學的自由」

各位來賓，畢業生，新生，家長與親人，崇基神學院的學生與教授：

今天是崇基神學院一年一度的神學日，是專爲新生，畢業生而辦的慶典。首先我要謝謝崇基方永平院長，神學院邢福增院長，關瑞文署理院長，與校董會各校董的邀請，讓我今天榮幸成爲大會的講員，與大家分享神學日的喜樂。今天我的講題是「神學的自由」。為什麼是自由？因為自由是人類最崇高的理想之一。所以今日經課中約翰福音8章32節中，耶穌就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必定認識真理，真理必定使你們自由。」大學是尋求知識及自由思想的學府，在大學中的神學院自然是追求神學自由的地方。「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約8:36）

崇基神學組的回憶

談到神學的自由，我必須提及1980年代在崇基神學組的學習回憶，當時最熱門的題目是亞洲神學。那些年頭是亞洲本土神學熾熱的時代，從小山晃佑到宋泉盛，從韓國的民眾到台灣的出頭天，那是一個火紅的年代，亞洲神學有部份的根源來自中南美洲的解放神學。南美洲解放神學最振奮人心的名言是：解放神學是神學的解放。為什麼神學需要解放？因為神學需要從西方的桎梏中被釋放出來。神學需要被釋放，因為神學作為人對神聖的追尋，有其自身的盲點與偏見。這些包括了在性別，經濟，人權，政治，宗教上的歧視與壓迫。如果以前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典型問題是信耶穌與拜菩薩有何分別，今天華人知識分子的典型提問是基督教神學與意識型態有何不同？

神學教育的解放性（Theological Education and Liberation）

解放神學有沒有使神學解放呢？當曼德拉從囚犯變成總統（1994-1999）時，南非的解放神學也變成了社會重建的神學。當中南美洲的革命軍都當選為執政黨時，當韓國的朴正熙與全斗煥倒台後，各地的解放神學都被迫轉型。似乎爲解放而解放並不能解决人間的萬千問題，因爲解放是爲了自由，爲了公義，爲了真理。但不是“vice versa”，不能反過來說。

從奧古斯丁到馬丁路德，古典基督教都致力探討自由與自由意志。從馬丁路德到馬丁路德金，現代的基督教都致力爭取自由。但基督教是一個帶有原罪的傳統，究竟路德是促進了自由與現代人權，還是加深了宗教間的衝突與戰爭？這是今年西方神學界的爭論熱點之一。以上是歷史神學的反思。

接着登場的是聖經科的老師，他們會提醒我們，舊/新約聖經中可能沒有現代的自由觀。究竟現代的個體自由，人權，私有産權，在西方文化的根源在哪裏？這是我身處的美國學術界在過去十年的熱點討論之一，特別是英美的法哲學界的專家學者都熱烈爭論，但結果都是莫衷一是。如果有共識的話，那我們都同意最不可能的來源是柏拉圖，但他卻同時是西方政治哲學與政治神學的奠基人。在美國，我們也同意應不是美國的立國者，因他們大多都擁有奴隸與將女性排拒在獨立宣言中。

神學教育的傳統性（Theological Education and Tradition）

在眾說紛紜的時代，我們沒有共識，更無標準答案。崇基神學院作為在公立大學中的神學研究學府，在此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學院的老師爲學生提供了批判的思考方法，藉着反思與批判傳統，包括舊/新約聖經的傳統與教會的神學傳統，我們致力去重溯一重生機盎然的活傳統，是已逝去的智者的活信念，而不是活者的人的死信念。崇基神學院的老校友一定懷念沈宣仁教授講Tradition的口音。他最愛說的一句話：死的傳統是傳統主義，是沒有自由的傳統；活的傳統是生機勃然的“living tradition”。記得某年新學期的第一天，我躲在宿舍午睡。電話突然響起，沈教授打來，說：「陳佐人，你爲什麽不修我的基督教經典一課？你立即到我們的課室來。」我即連爬帶滾地跑到教學樓，小課室內只有五，六位同學，沈老師正在談奧古斯丁的懺悔錄與上帝之城。沈老師教了什麽，我已記不起來，但他不斷用的字就是傳統─“Tradition”。傳統須受批判，傳統須要更新，神學才得以自由。

神學教育的大公性（Theological Education and Ecumenism）

我所說神學的自由，不是自由神學。今天我不會談及神學的各家各派的問題。崇基神學院是在公立大學中的神學院，像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學神學院一樣，是以追求神學知識為宗旨，強調對聖經，神學，教會歷史，特別是中國教會與香港教會的歷史，倫理學等的研究，對整個基督教傳統予以批判，重塑與重整。我的老師特雷西（David Tracy），他也曾經到訪中文大學，提出了西方基督教的三種空間：學術，教會與社會，分別代表了神學家，教會建制與群體，和社會行動者。我相信近數年來香港神學界的變化是神學學術界的對話對象不再是學界或教會，而是越來越多來自社會行動者的互動與對話。神學進入了公共空間，就像路德從威登堡修道院出走，邁進了威登堡大座堂的廣場，再進入各城各鄉。神學不再是神學院的專利，神學要面對人群，走進社群。

在第二次大戰時，西方神學出現了一場龐大的社會運動，全面走進了當時分崩離析的世局。當時抵抗納粹霸權的代表性人物有改革宗的巴特（Karl Barth），路德宗的潘霍華（DietrichBonhoeffer），他死於納粹手中。另一位路德宗的大師是田立克（Paul Tillich），國內學者譯為蒂利希，加上天主教的彼得森（Erik Peterson），還有猶太教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再加上在美國紐約的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他們産生了一幅全面光譜式的反霸思潮。他們批判法西斯主義，再至蘇俄的馬克思主義，再至英美的資本主義。香港需要一種全面的神學思潮，而崇基神學院可以在當中産生催化的作用。崇基的神學反思是在邊緣上的反思，是臨界的，是越界的。崇基老師中有多位都是田立克的專家，田立克的自傳名爲《在邊界上》（On the Boundary）。我想起了溫偉耀教授介紹崇基神學的文章中常有提及田立克，這是一種在邊界上的反思，可以結合邊界兩方的力量。因為劇變中的香港在臨界點 （critical point）的壓力下，我們需要跨界別的聯盟，我們不是為反對而反對。我們需要宮殿的先知拿單與以賽亞，也需要獨立獨行，不跟從羊群的阿摩司。但另一方面，邊界上的反思是越界的的思維，是要擇善固執地反對，不怕提出違背傳統，甚至違背常識的主張，因爲真正的神學必是自由的。

總結

Boundary九龍塘的著名界限街。今天的香港正在走出這條歷史性的界限街的新局面。但前路是那一條街？香港的變化之快之急是教人震驚的。我早上在美國早餐時看見的新聞，除了來自華盛頓與華爾街的新聞，香港事務也常常上了頭條新聞。有時候，我上回港飛機前看的港聞，降落時局勢已經峰迴路轉。我們都成了張愛玲筆下的香港─一個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

面對前境，作爲遠方的校友，我當然特別關心崇基神學院。我是「少小離家老大回」，但相信本人神學的鄉音未改。我仍然熱愛神學，並在風雨裏追趕一種神學的自由。當年在崇基神學組，看見陳法政以武俠論神學，其瀟灑，灑脫之反思，正是一種神學自由之思。今天在危機中我們更需要神學之自由，以自由之精神來思想神學，以神學來追尋自由之價值。

我在台灣出生，1967年暴動時全家移民來香港；我在香港長大，自命爲典型的「香港仔」；1989年，遠赴美國芝加哥大學進修，至今已差不多三十年。我已不能自命香港人，但我對香港的關心與關注仍在，流行歌的歌詞是「情已逝」，但我的情没有逝去。在台灣出生，香港長大，在典型的非宗派教會信主，在崇基吸收了大公背景的神學精神，加上芝加哥的訓練，現於一家天主教大學教授更正教神學。這種雜多性是典型的美國文化，但其根源系來自崇基的邊際上思考的神學精神。若要比較後現代的雜多性，香港一定是第一。因此我在對上主禱告中對香港有祈望，更加對崇基神學院，對今天的畢業生有更大的寄望。2002年，我曾經有次參加了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的研討會，莫特曼喜歡在書中間中引用一些中國的例子。他在一本書中引用了中國的成語：騎虎難下。我當時在回應文章中說：今天亞洲神學正在興起，而這頭老虎就是亞洲的神學反思，我們在亞洲與香港的神學工作者，就是要冒險騎上這集不羈的老虎。現今香港正處好壞參半年代的十字路口，我們作神學的學者要有勇氣騎上虎背。今天是畢業的日子，我作為師兄來祝賀每一位畢業生：記住下山之後要好好做人，要追求自由，要傳揚那使人得自由的福音；使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今天是新生奉獻的日子，願你們在未來的日子，在眾老師中，能集百家之所長，學有所成，為動盪的香港尋覓真正的平安。我再次謝謝崇基神學院的邀請，謝謝各位同學與家長的光臨。但願上主永不失落的恩典永遠與大家同在；也但願大家以信心來尋求明白，在恩惠中獲得救贖，在自由中體會真理，在愛中得到成全。阿們。

講員簡介

陳佐人博士1989年畢業於本院，獲神道學學士，後赴美進修，先後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自1996年起，任教於美國西雅圖大學神學與宗教研究系，現為副教授，主要任教世界宗教及神學。同時為賓夕凡尼亞州北美歸正學院（Chinese Reformed Institute in Pennsylvania）院長。曾任加拿大維真學院訪問教授、美國伊利諾州惠敦大學兼任教授及美國芝加哥聖沙威爾大學兼任教授。現為美國宗教研究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美國中國宗教研究學會（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會員及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學術委員。研究興趣涉及基督教歷史神學、漢語神學、改革宗神學、宗教對話等，曾發表中英學術論文多篇。